「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在1917 留下的這句話，對曾花過時間，去耙梳台灣歷史課綱角力的人，感受必然深刻。

前天（一月27日），教育部強勢通過高中課綱「微調」，造就兩百多人包圍教育部的抗爭。其中最大爭議，圍繞在更動字數達36.4%的「台灣史」史綱。連日來不少人或出於專業良心，或出於個人信念，或出於職務角色或政治動機，對課綱更動做出各種不同詮釋。我們看見綠營抨擊此舉是在「去台灣化」與「回歸大中國史觀」，也看到蔣偉寧部長辯解這只是「回歸憲法，不過度美化日本殖民」。若搜尋到對岸相關報導，還會看到「補上一段消失的台灣」這種莫名其妙的說法。而連帶的，課綱調整過程的不透明、乃至於參與學者的組成背景也引起非議。曾參與「高中歷史98課程綱要修訂」的台大歷史教授周婉窈，更呼籲「以公民力量拒絕「微調」後的臺灣史課綱」。

一連串評論，都或多或少列出幾個有爭議的點。然而我瀏覽下來，卻苦於找不到任一份資料，能夠清楚呈現「版本差異的全貌」。連教育部提供的公聽會資料，也只將新舊版分別在主文與附錄分別列出，用滑鼠來回翻頁十分不便。我想，這也造成多數朋友只能從二手評論中，對這起爭議得到一點片面的看法。

出於對二手評論的不信任，昨夜我將兩個版本貼到同個表格中，逐條比對，用色筆標出所有刪除的、添加的、移動的文字段落。整理過程中，我邊拼湊調整的全貌，也在內心思辯文字更動的合理性。兩個小時下來，才逐漸對這次異動有比較完整的看法

… 我常覺得，馬王各自代表一套互為對比的政治美學。馬英九追求某種本於專業分工、強調理性、法治、有點冰冷的「現代性菁英美學」，王金平則體現一種更人本、脈絡化、有機而溫暖的「前現代草根美學」。而這場爭議，可以視為兩種政治美學無可避免的衝撞 …

到海德堡當晚，透過網路見證了八月三號凱道上震撼的畫面，輾轉難眠。次晨看了終場演說，數度激動。稍稍沈澱後，決定放棄下午行程，為這一刻寫下筆記數則，輯為七節：(1) 不滿與聲勢 (2) 正義的普遍意義 (3)「去政治化」的政治 (4) 和平路線的辯護 (5) 治療、啟蒙與消費  (6) 論述能量的缺口 (7) 煙火與焊槍。

2013年七月，在仲丘、大埔、服貿等一連串新聞事件帶來的挫折感中，有兩位分別來自德國與瓜地馬拉，沒有任何長跑經驗的年輕人，因為一個與一百萬人的約定，環繞全台跑了一千一百多公里路，昨天傍晚回到台北。

一切開始於今年 6月24號，來自德國的洪善群 (Sebastian Ang) 和瓜地馬拉的魏維德 (David Vega) 在 fb 貼出一張照片。照片中的他們拿著紙牌，上頭寫著「如果在七月一號之前，我們得到一百萬個讚，我們會帶著台灣國旗，以跑步的方式環繞整個台灣。」

他們為什麼這麼幹？他們說，因為「想推廣台灣」，因為他們「愛上了這個美麗的國家以及這個國家非常棒的人民

… 軍隊為戰爭而存在，其形塑的許多價值，如「服從、紀律、榮譽、勇敢」等，本質上，都是為了在戰爭期間能催出最大團體戰力。而其中重要的心理機制，就是透過軍令的權威、從眾性、與對男性氣質的強調，去壓制軍人面對死亡的天然恐懼。在這種氛圍中，「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練」，而挑戰危險，突破極限是被鼓勵的。整體而言，這種文化，確實在一種粗放式的過程中提昇了整體官兵體能，但連帶代價，則是對風險的盲目踰越… 

「他的戲劇文本… 彰顯每個角色的個人價值，闡述一種『從摩擦到理解最終相互接受』的過程。」昨夜在一個好友私信中，讀到這段關於李國修的記述。恰好，李國修辭世，也在他身後掀起一場意外的戲，戲中交織著追念、抨擊、辯護、琢磨，也呈現出一種「從摩擦到理解」的趨勢，只是還沒演到「相互接受」那一幕….

年底將在萊頓辦一場研討會，原計畫五月底通知摘要審查結果，結果一波三折，拖到前天才寄出。這篇關於籌備過程的文字有三個目的：一、記錄籌備過程的波折。二、整理自己對選稿討論過程中，我稱之為「編輯想像」（editorial imagination）的，種種「不完全決定於摘要品質」的考量。三，從對會議平台「排除」了哪些論文的反省，提出自己對知識生產「全球-在地」向度的一些看法。最後，順道記上一筆會議中的「台灣」。

台灣有個群學出版社，替社會學領域出過不少精采好書。台灣社會學者也編過一本《群學爭鳴》，回顧戰後台灣社會學的主要成果。稍微念過一點台灣/ 中國社會學史的，都可能聽過「群學是中國早期對 sociology 的譯法」或「群學就是社會學」這類說法。不過最近重讀一些資料，才想到這類說法，模糊了「群學」與「社會學」在語源與知識脈絡上的對比。

人才流失，是台灣媒體這幾年關注焦點。憂心自婊的報導中，總不免提到新加坡作為「國家成功組」的對照。從去年新國副總理尚達曼的「台灣人才流失論」、日前《聯合報》「搶救人才」系列報導，到最近吳寶春的新聞，媒體對新加坡的呈現，多強調「經濟蓬勃、高薪攬才、政府行動積極、國際人才薈萃」的形象，以凸顯對台灣「經濟停滯、薪資走低，政府顢頇僵化、人才失血」的焦慮。

這些對照，反映出某些事實，也確實凸顯出台灣沈苛，如對外籍人士不友善的法令環境，以及台灣日益惡化的勞動條件等。然而媒體對新加坡的「借鑑」，往往聚焦政府作為與優渥薪資，相對忽視新國得以吸引人才背後的結構因素，甚至是付出的社會代價。其帶來的討論也無法讓大家持平思考，所謂「新加坡模式」到底是不是台灣能夠（或是願意）複製的。 本文將從新加坡的地緣位置、資本結構，社會階級三個面相，討論新加坡「憑什麼」吸引人才，並帶出對人才的定義、效益，與競逐代價的反省。

我一直不大喜歡商場中的「美食街」，在台灣就有這種感覺。不過來新加坡這幾個月，主要都在組屋區的 Kopitian （閩南語「咖啡店」，由八到十多個飲食攤位構成的用餐區）、Hawker Centre（小販中心，比較大規模的咖啡店，攤位從數十到上百） 或商場的 Food Court（類似台灣商場美食街）用餐 ，我才逐漸釐清，心中那種不大喜歡的源頭是什麼。

昨天臉書收到一個交友邀請，來自一位菲律賓國家統計局的公務員，三個孩子的母親 Vina。好奇之下聊了一會，才知道緣於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Mae。

Mae是我上個月回新加坡時，在機場出境大廳遇見的菲律賓旅客。那天她推著行李箱，拿著資料夾，用流利的英文表示手機沒電，想向我借手機聯繫接機人。我撥了電話卻一時聯繫不上對方，只好先傳簡訊。那晚剛好沒事，便在機場陪她聊一會。

她今年二十五歲，大學畢業後曾當教師，也曾在菲律賓政府服務，這次來找朋友，也有考慮以後來新加坡工作的可能性。我們稍微聊了菲律賓的概況，大約半小時候才見到她滿臉歉意的朋友。告別前我留了名片，但其實不曾想過會再見面。

兩週後，意外地，我收到Mae一封熱情的信

3/3 補充：昨天下午，嘗試將自己針對核四公投爭議引發的一些思緒，整理成這篇四千多字的初稿，放在自己格子裡。文章貼出後，陸續收到幾位諍友指教，指出本文文不對題，並有某些觀點待商榷。後來我刪修出一個新版，把較具爭議的首段跟標題換掉，只保留原文關於公投制度的推敲部分，稍微調整段落順序，以新標題〈公投的理路：法規瑕疵、主文邏輯，與政治責任〉刊於 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與 Thinking Taiwan 想想論壇。本頁則保留較不成熟的初稿，作為自己思考的一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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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不能拿來公投的！」

中山大學社會所老師，同時長期關心環境議題的邱花妹，提出這句讓人朗朗上口的宣言。邱在該文中，對核四安全的種種疑慮做出很紮實的整理，令人感佩。但這句宣言，我無法認同。

對我而言，高舉核安理由，拒絕進入民主議決程序跟其他價值（如經濟發展、減碳）對壘，是一種「基於進步價值」的獨裁。我們曾見過軍事政治獨裁、經濟發展主義的獨裁，與各種高舉專業主義的獨裁，因此不管理念如何崇高，對於任何「企圖跨過民主主體，直接逼當權者就範」的念頭，都該戒慎恐懼。

其實我暗自慶幸五號那晚有那群人在月台上怒喊「拖走」，因為有他們的不耐煩與憤怒，把事件衝突尖銳化，把關廠工人的身影襯托的更悲壯，也把更多沉默者內心對抗爭者的悲憫激發出來，更逼使大家去正視，台灣社會對勞資爭議中的受害勞方，同理心的吝嗇。

有人說「抗爭要有正確的方法！」義正辭嚴。
我要反問，關廠工人之前沒有用過相對「正確」的方法嗎？

〈養雞只需35-38天？「速生雞」台灣也有？〉 12月18號的中視新聞播出這則報導，當中挪用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陳玉敏的訪談，加上主播旁白，指控台灣養雞業「用藥，促進他們生長的方式，逼迫他們早熟」。次日中天新聞的《新聞龍捲風》，邀請來賓謝寒冰揭發速成雞祕辛，對養雞業現況有許多令人驚懼的描述。

兩家旺中媒體對台灣養雞業的陳述，讓出身潭子養雞家族、現從事畜牧設備生意的Norman Chen寫了〈台灣畜禽…你所不知道的真相!〉一文，搬出目前台灣主流飼養雞種的技術手冊，指出這些雞完全不用打生長激素，「本來就可以在35天熟成」以正視聽。我將該文轉貼到臉書牆面，結果四天內引來近百則留言。其中除了陳玉敏現身說法，指出這則新聞採訪編輯中的扭曲，更不乏各方論者對產業技術、飼養條件、動物福利與整體畜牧經濟的紮實爭辯，討論也引述了大量資料。

為了不讓這些精采討論隨臉書的洪流湮沒，我將整串對話去蕪存菁，刪修/補綴文字，編輯成一萬多字的記錄。討論記錄粗分六大段

12.11 產發會議宣讀結論時，環團現場喧嘩，引起立錡董事長邰中和回嗆「15K」之說。事件經台灣生態學會蔡秘書長在網路披露，引起網上撻伐。我讀到這則消息，對照後來取得的影片，寫了兩段隨想。後來又想到不久前陳為廷「不禮貌事件」，順道對當代台灣政治中的「禮貌、修養、理性」等價值的處境，寫了點雜想。轉眼寫成一篇結構鬆散的六則札記。

“Why is Singapore not able to breed and support many local artists?" A girl asked me the question after we met in a conference on “Rethinking Asian Century with Art" yesterday. I wrote a long reply, in which I attributed the relative absence of artistic or cultural creativity in Singapore to three factors: the urgency to forge one nation in a multiracial environment, the preoccupation of economic pragmatism, and the obsession with political stability.

「新加坡建國之初，內閣某些成員出身寒微。但隨政治世代交替，現在內閣都是層層篩選的菁英，反而在社會的代表性不足。人民行動黨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想改革，但很困難。」

昨天 ISEAS 所長陳振忠 (Tan Chin Toing) 找我跟同事 (同時是Warwick學長) Terence Chong 吃午餐，席間提到的。

1965年新加坡獨立時，陳振忠正在新加坡大學念歷史。畢業後他服在軍中度過好些年，也歷任政府許多部門，曾任內政部、財政部、資訊藝術部與外交部等部會的常務次長，也曾擔任新國的駐日大使。在被指派出任ISEAS所長同時，他也獲封「無任所大使」(Ambassador-in-Large)，得以在任何場合代表新加坡這個國家。

加入ISEAS 第四天，下午開了某個研討會的籌備會，驚心動魄。才進會議室，同事 Elisabeth 就無奈對我說

“Albert, your country is going to be eliminated!"
“WHAT?"

原來是會議贊助者之一亞歐基金會 (Asia-Europe Foundation) 的人要求，"Taiwan" 不得在會議中任何地方以國家的形式出現，否則就要撤資。

上周五深夜到新加坡，周末從 Easyroomate 海選了四十多筆資料，半數未覆，三成已租，最後東奔西跑看了十個房間，東從Eunos、西到 Bukit Batok，有四點或仍偏頗的觀察思索。

…窗被封上、父親像是被鎖進一個靈魂的孤島。平時喧囂的視覺退讓了，召喚出無數陳年畫面。行動受限的生活多出許多空白，心思也被各種沒有安頓好的記憶情緒盤據。幾個星期的臥床期間，他無法自拔地盤點起六十多年來的說過的話、做過的事。…

驟聞一向硬朗的大伯在夏威夷因手術併發症去世，才七十七歲，震驚難過。

大伯原叫曾炆煋（許多著作印作曾文星)，台大醫學系畢業後，赴美攻讀精神醫學，後來在夏威夷大學任教到退休。1970-80 年代楊國樞、李亦園等人推動「中國人性格」與後來「社會行為科學中國化」時，他也曾躬逢其盛，寫過一些文章。回想起來中學時對心理學最初的興趣，就是在家中看到他編的書所啟迪的

台大校史館在FB貼出一張圖，大約寫在2011年台大校慶時李校長的發言爭議。校史館稱讚「這同學真的很敢寫！」我也要稱讚「校史館也很敢貼！」

許多人對這個同學的留言心有戚戚，畢竟，緬懷一下那些年，順便幹譙一下今日台大理想性的欠缺，幾乎已經成為政治正確的論述。不過今昔之別，不能僅歸咎於一校之淪喪。在更大的時空尺度中，從歐美到亞洲，對高等教育變遷的質疑不滿早有大量書寫。台大的變貌，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某些類似的宏觀變遷

我其實很欽佩林毅夫，特別是所謂的「叛逃」。

1979年，大陸文革結束，鄧小平剛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但百廢待舉、正是奇缺人才。當年年初，美國也才跟台灣斷交，跟對岸建交，業已看出某種世界局勢的變化。

當年台灣，都都還把中國大陸看做是「敵人」，特別是年初才在外交棋盤被下一城。但林毅夫的決定，顯然不是把對岸當「敵人」，而是當「國人」（這還要歸功於國民黨國族教育），甚至就只是「人」

今天倫敦陽光很美，但自己一天心情都很沈鬱。昨晚士林王家警方與學生身體衝突的畫面，尖叫，哭泣，還有怪手推倒磚牆，很難不跟著激動。但我壓抑了一天，沒有立刻轉貼各種抗議，加入聲討斥責的行列。因為我怕自己剛流過眼淚的眼睛，看不清楚，到底癥結在哪裡。

晚上看了幾則報導，還有一些學者朋友悲憤的見證。其實我對這個個案，乃至對都更，都不夠懂。我只是無法忍受，台灣社會有人遭受到公權力這樣殘暴的對待， 面對這樣大的絕望。胃疼的難受

日前英國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公布2012年世界大學聲望排名，台大從去甫擠身百大，到今年「躍進」到61-70名之間，引發關注。然而在對「進步二十名」的慶賀聲中，卻不見媒體進一步深究：這個排名怎麼排？這個結果該怎麼看？

摘要：李惠仁用《不能戳的秘密》，踢爆農委會防疫決策的爭議，扳倒了象徵失職官僚的防檢局長。我為一方面為李導喝采，一方面也在這部片引起的心靈餘波中，獨自查證思索了幾天。在這篇不算短的文章中，我將（一）追索「高病原性」的定義，並屆此對官僚專家的失職形成不同的詮釋。（二）簡單對比，我與李導對「科學與政治」介面的介入。（三）為李惠仁專業知識上的錯誤辯護，強調知識分子 has the right to be wrong，以及為什麼。（四）反省影片中對學者專家的片面呈現，所牽扯到的倫理問題。

三月四號，看到行政院將近晚上十點發的新聞稿，心神不寧，連夜寫了兩篇評論。第一篇〈院長，你問錯問題了〉，釐清「沒有證據證明有害」何以不等於「證明無害」，以及過去幾個科技風險的案例。該文投給《蘋果》，不過未蒙登出。第二篇〈專家政治的侷限〉，納入禽流感爭議，拉出來討論民主政體中，學者專家尷尬的角色，以及執政者無法迴避的責任。該文投給《聯合》，以〈尊重分歧民意 別躲專家背後〉為題刊出。這篇格文除收錄兩則評論，也追加文章刊出後的一些指教回應。

行政院跨部會美牛諮詢小組今天召開第二次會議。報載，「台大獸醫專業學院教授兼院長周晉澄… 要求公開會議討論內容「逐字稿」遭拒，因此憤而退席。」報導引述周的說法，指出其在提出公開逐字稿的提議後，會議主席陳保基（農委會主委）曾詢問在場其他專家，卻無人舉手贊成。因雙方僵持不下，周才提前離席。

這則新聞的刺點是：當天與會的專家們，為什麼不敢公開發言稿？這種對於面對公眾目光的膽怯，合不合理？倫理與制度上，提供專家證詞的人，能不能享有匿名保護？

Richard Sennett 上週一（二月六號）應LSE社會系邀請回校演講，談 The Ritual, Pleasure and Politics of Cooperation。他在演講中，從自由資本主義如何削弱合作的氛圍談起，討論了三種「合作技能」，以及其與當代經濟體系中變遷的「時間感」間的連結，以及從公民社會的角度，提出兩點回應

第一次見到Mina，場面甚是尷尬。那天我到我倫敦西區交押金，正跟房東閒聊，恰好碰到剛下班回家一臉惺忪的Mina。才回來，就跟房東因為調漲房租跟押金計算起了爭執。從他緊繃的身軀跟飄移的眼神，看的出對房東的猜忌。

「Mina 在旅館當保全，常找理由拖欠房租，」房東後來私下跟我抱怨。在他的描述中，這個渾身是毛（所以常導致浴缸水管阻塞）的埃及人不負責任、難以信任、據說還對女性不尊重

摘要：昨天看到「當中時不再忠實，我們選擇拒絕」連署，勾起胸中的痛。但我雖認同連署初衷，卻對其進路策略，認為有三個需斟酌的點。文末對連署事件的發展，表達四項期許。

讀到一篇文章，將台灣教育的「失敗」，全數算在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史英，以及行政院教改會召集人李遠哲頭上。原本只是一篇尋常的抱怨文，不意在FB上竟有超過一萬人按讚，八千多人「轉貼」，讓我忍不住寫了一段文字反駁。

這段貼文，引來一群朋友對教改的對話。教改是否造成學生難管？從「聯考」改「多元入學」，是否造成階級流動停滯？討論一路延伸，還碰觸到中學教育實踐中的變遷與慣性，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功過，甚至有人問到於對高教市場化的看法。

基督教色彩的《信望愛論壇》，日前刊出一篇有趣文章〈接個吻有甚麼了不起？〉該文翻譯自兒童心理學家Mirian Grossman 所著的 You’re Teaching My Child What 第二章， Girls and Boys are Different。文中從一個少女的案例談起，引用了許多近期神經心理學的研究（如男女腦的生物差異、費洛蒙對心智判斷的影響、擁抱接吻帶來的神經生理反應等），抨擊美國「性知識與性教育委員會」（SIECUS, Sex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United States）推行的性教育。

這是個有價值的辯論，特別是作者引述了很多過去我很熟悉的神經生理學研究。基本上我也支持，相關知識應適度整合進性教育的教材，擴充探討性別的視角。然而，閱讀文章時，我幾度被作者從科學證據「推衍」的倫理意涵困擾。在後續與好友Ellie、Hsin Ying 跟Jerry 的討論中，我進一步表述，對文中以神經生理化約人類心理的「生物決定論」的疑慮，以及「以科學證據偷渡倫理判斷」的批判。這類問題，常出現在許多近年關於人類社會心理的科普論述中，值得警惕。

在德國念哲學的學友哲翰寫了〈台灣年輕人對民主自豪，甚至是太自豪了〉一文，先從從台灣年輕人對民主的空泛自豪談起，對當前台灣青年虛無蒼白、對政治無力，沈溺於消費主義，與去脈絡的「個人自由」迷思，有精采的詮釋側寫。接著，文中將這種「令人失望的灰濛無力」，歸因於「資本金權」對生活政治的穿透。

兩層論述，都有讓人擊節讚賞之處。例如在，哲翰析辨了民主vs自由 在價值位階上的不同（工具價值vs. 終極價值），並將年輕人對「民主」口號式的自豪，連結到對「個人自由」想像式的安頓。所以我立即推薦轉貼。

不過兩層論述，也都有讓我推敲再三，激發出不同看法之處。

鄒哥哥十四歲，想冒險，讓我想起自己十四歲的某夜。

那年初三下，準備聯考的最後複習階段，有一天放學後我看著生活快三年的校園，夕陽餘暉中川流著放學人潮，忽然有種衝動，便打了通電話回家。

我故做輕鬆地跟我媽說，晚上不想回家。

從台大爆發HIV帶原者器官移植的疏失後，連續數日，檢討聲浪都集中在究責、未來如何避免，以及與帶原者隱私權的拉扯。這些，當然都是大問題。

但我一直自問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我自己身患重症，若無器官移植只剩三到六個月可以活，此時碰到一個HIV感染者能捐出配對的器官，那我要不要接受？

人為悲劇的發生，往往是來自許多因素配合。事後檢討時，若只把焦點放在最後一線的個人，只是見樹不見林。昨日傳出台大疑似將愛滋器捐的責任，「定調」在外 聘的協調師，讓人心冷，深刻企盼這只是謠傳。一個聲譽卓越的教學醫院，會縱放個人疏失惡化成這麼大的事件，就有需矯正的地方。回顧整個事件，浮現的教訓有 三個層次：溝通、確認程序的設計執行、以及敏感資料近用的方式。

「駐外使節會，馬英九脫稿演講哽咽」。朋友在網上轉貼了這則東森製播的新聞，補上一句「哭個屁！」，還引來一群人競相追罵「愛靠北」或「就是娘」。這樣的集體訕笑，引我點回該則新聞讀了兩遍。

昨天中午出門買東西，在巷口看見外婆的身影。她拿著傘，站在太陽下張望，忽然讓我覺得幾分心酸，趕忙走過去陪她站一會。她看到是我，很高興也很不好意思。我知道，她只是在安靜的家裡待得悶，想到街上看看車水馬龍，會有一種，還活在這個世界的感覺。

年初，在FB成立社區社團「板橋高爾夫世界社區ㄟ厝邊朋友」。上週我在自己缺席的社區大會，意外被獲選「社區委員」。第一次開會後，今早又接到主委來電，委託出任「文宣委員」。幾個主動或意外的轉圜中，貫穿著我對「社區層級的對話民主」的一些觀察思考，與實踐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