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大爆發HIV帶原者器官移植的疏失後，連續數日，檢討聲浪都集中在究責、未來如何避免，以及與帶原者隱私權的拉扯。這些，當然都是大問題。
但我一直自問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我自己身患重症，若無器官移植只剩三到六個月可以活，此時碰到一個HIV感染者能捐出配對的器官，那我要不要接受？我琢磨，現許多在HIV帶原者，在藥物控制下能繼續生活十數年。權衡之下，如果這是最後延命的機會，我或許會接受，而且充滿感激。
這次會有這麼大的衝擊，主要是，受贈者家庭完全沒有心理準備，這當然對他們心理上，是極其暴力的結局。可是在目前與論的浪潮中，都只朝向如何避免，如何杜絕，彷彿HIV帶原器官就真的會讓人到地獄？這樣的討論氛圍，姑且不論是否加深受贈者的絕望，與對現有兩萬多名HIV帶原者，造成多大的社會心理壓力。對於面對生命最終關頭、等待器官的那些病友，是不是也剝奪了一線生機？
或許在戮力於改善流程防弊之際，也可以正視，是否應開放苦等器官的病患，選擇「接受HIV感染者器官」的權力。
(本文刊於2011.9.2《聯合報》若想接受HIV帶原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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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昨天寫了「愛滋器捐」的究責一文，談這次意外事件所提顯得三層問題，在蘋果刊出，之後內心卻隱隱覺得不安。不安，是覺得自己的文章，是否也在不經意間也預設「HIV帶原者是危險的，他們的器官是不能碰的」，而間接更強化愛滋病的污名？
抿心自問，如果我是個亟需換心換肝的末期患者，就算來了個愛滋心、愛滋肝，以現在雞尾酒療法的成效，真的不值得換嗎？目前國內HIV帶原者，有活到二十多年以上的，而對於命在旦夕的人，有時只要能多個三五年，或許就足以完成某些遺願（例如寫完一本書）。
以現行法規實務，只要確認感染就不可能開放捐贈。這篇假定的情境，很不現實。但是我覺得要推到這樣的極端，才能好好想想，目前整個社會對愛滋的恐懼，是否合乎比例？愛滋器捐的「風險」與「成本」，對比起如果只剩幾個月不到的「現實」，真的是地獄嗎？有沒有可能，在某些情境下，卻是「天堂」？
2011.9.5 後續新聞
“愛滋病患器官是否可以捐贈。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柯文哲表示，「學理上是合理的」；衛生署醫事處長石崇良說，「這是可以討論的」，將廣納意見，若可行將推動修法。"
前天文章在聯合報刊出來時，在聯合網站的留言板被慘罵，還遭人奚落「博士生這種邏輯，英國學校真的在做慈善事業」，只能默默關上網頁，想說在等十年看看我的想法會不會成真。沒想到，疾管局動作這麼快。
延伸資料
今年初在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有一篇最新研究(作者為John Hopkins 的一個團隊)，討論如果開放HIV帶原者將器官捐給其他HIV帶原病患，每年可以造福五百多名病患。這跟將感染器官捐給未感染者仍有重大不同，但至少，開始鬆動「受HIV感染的器官沒有移植價值」的既定信念。參見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1/03/110330101246.htm
器官移植感染HIV–國外案例整理 （謝謝黃娩婷提供）
http://heartvalley.blogspot.com/2011/08/hiv_30.html
後續FB討論選錄
Wei Shien Tsai
初在網路上看到這篇文章，以為是火星人從火星打電報來報社投稿的，沒想過看清楚是曾兄的發言，我想曾兄不是醫界人士，所以我以一個免疫科醫師的觀點，來釋疑一下。
HIV病毒，用淺顯的話來解釋，就是會造成人体淋巴球的傷害，造成淋巴球功能不足，而使人類容易得到嚴重的感染及癌症。器官移植的病人，術後最重要的長期使用藥物，為免疫抑制劑，抑制受贈者本身的淋巴球功能，避免自体的淋巴球，去攻擊植入的器官。所以呢，學理上是完全的禁忌 !! 一但病人出現利害的排斥反應，在免疫抑制劑須要加量的情況下，後果不堪設想 !!
曾兄的假設，只有在有效的愛滋疫苗或有效的藥物存在的，才成立。
Albert
Wei Shien 謝啦！火星人從火星發來電報回應：
HIV出現時的恐懼我還記憶猶新，不過倒是沒有跟上，這十五年來相關技術的發展。對於雞尾酒療法的療效，也只及於這一陣子見諸媒體的報導。
好奇詢問：以你之見，目前移植的那五名患者預後如何？有沒有聽說，他們之前大概是哪類疾病，如果不移植，又有多危急？
這篇投書，其實是出門前只花了十五分鐘寫寫就丟出去，主要的目的，到不是真的要「建議開放」HIV感染器官的捐贈。而是想用一個比較尖銳的想像，去鬆動這波意外勾起的「恐愛滋情緒」。目前就在網上看到的轉貼，至少有引起一些討論，也讓各種不同角度的人，有一個題材可以借題表述對話。
以前念化學時，受的是科學訓練，要求的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但這幾年，我對自己的角色理解轉變，我不將自己是為一個「專家」，而只是一個思考角度的「提問者」，或是某些論述的「展演者」。在這種爭議事件當下，我真正在乎的，是各種與論形成的權力與壓迫，以及，我如何能透過我自己的發言去鬆開某些既有的定見，打開更多想像空間。
有空間，才能有對話激盪，才會有更廣泛的參與思考，最後形成的共識，才會更穩固。為這種目的，有時真必須把自己退到火星上，白目腦殘到一個程度，才能說出一些有「槓桿」的話。
至於受感染的器官可不可以捐，當然最後還是回歸到醫界評估。我相信，這五個案例最終在人類醫學歷史的價值，正在此。到底，他們意外接受hiv感染器官的移植後，餘命，比起不移植的評估，到底有怎樣的變化？我說實話不知道。寫了這篇短稿後，也正等著看看。
Wei Shien Tsai
造化弄人啊!!對於移植心臟的人，也許他只剩三個月的生命，可能永遠都等不到適合的心臟，可是那一位原本要在台大移植心臟的病友，卻因為血型不符，快要到手的心臟又跑到成大去，而徒呼負負，本來想說死定了，沒想到隔天就又等到一個心臟!!
對於那一位移稙腎臟的病友，他大不了就不移稙，洗腎也可以活很久啊，移植腎臟是為了讓生活品質更好，對他而言，想必是覺得”損失慘重”。醫療沒有絕對的，就像玩大富翁裡的”命運”和”機會”。
在台灣HIV(+)約兩萬人，意即一個捐贈的器官是HIV(+)的機會是千分之一。既然下一個捐贈的器官有一千倍的機會是拿到正常的，那麼已知HIV(+)的器官自然是捨去不用，何必找自已麻煩呢 ?!
Albert Tzeng
我剛剛也在醫聲論壇看到有人指出，這次真正最倒楣的是兩個腎臟移植患者。不過換心跟換肝的患者，本來就拖不過一年，換著愛滋心肝之後，會不會反而能活的比較久，還值得觀察。
我在想的就是，「萬一」這兩位原本拖不過一年的患者，在藥物的控制下，真的又多活了三五年，甚至以上，是不是能讓整個醫學界反過來思索，既有的常識定見可否調整？
我剛剛看到一篇美國移植學刊的文章 Estimating the Potential Pool of HIV-Infected Deceased Organ Don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該文探討如果開放HIV感染者，將器官可以捐贈給其他等待器官的感染者，對整體公衛的價值。雖然這跟開放捐贈給非感染者還是有差別，但是至少開始讓人思考，受感染的器官，是不是真的沒有移植價值？
至於，如果我等的到下一個器官，會是好的，當然好。但總有些時候，我會問自己，如果等不到呢？要不要賭？因為每年器官捐贈量總是不夠，對於某些命在旦夕的人，即便是受感染的器官，也可能是得以延命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次事件，真的很值得追蹤。
梁佑任
柏文，閱讀了你相關的幾篇基本上認同你的觀點。唯一會覺得怪的地方在於把延長生命，生存天數，是否可以活下來等價值，當作數學問題在計算，我認為這些是不可數的，也不須計算，雖然多數人選擇長命但也有不少人選擇生活品質，每個人的選擇的不見得一樣，重要是我自己的選擇而非別人幫我選擇。
開刀有10%機率會死90%機率會治癒，不開刀100%只能活一個月，問題不在於要不要開刀而在於是我決定怎麼做的而非醫生來決定。如果有更多的管道提供器官移植，包含有缺陷的器官，讓有需要的人明瞭風險後自行決定，其實也沒什麼不可的。
Albert Tzeng
佑任，我的立場跟你一樣阿，「重要是我自己的選擇，而非別人幫我選擇。」可是現在的狀況是，如果我重病下(例如心臟衰竭），遇有HIV感染器官，我個人願意冒險接受、體驗愛滋人生，但其實我沒有選擇。為什麼？因為醫生跟法律告訴我，我不能接受愛滋感染的器官，這是誰幫我在做選擇呢？
我通篇文章只用「我自己」做一個例子，去「展現一種面對生命的邏輯」，可從來沒有呼籲大家要這樣做！面對生命，可以灑脫、可以詩意、可以堅持多活幾年，可以自怨自艾，可以自我了斷，本來就有各種不同的態度。重點是，整個社會有沒有準備要去承認，人有決定自己生命的自由？目前是沒有。就以自殺為例，即便我不鼓勵自殺，我熱愛生命，但我內心其實堅信，在特定狀況下，人有選擇主動結束自己生命時機的權利。
Wei Shien Tsai
捐贈者有捐贈者的選擇，病人有病人的選擇，但是也許請你們聽聽醫護人員的選擇。我曾經在加護病房內照顧過AIDS瀕死病人，雖知是必死的結果，但是輪班到了，沒有任何人會推辭，因為我們沒有選擇。但是器官移植是有選擇的，不是每個器官移植都會成功，手術的併發症就可能讓一個原本還可以活三個月的人，die on table !
沒有一個外科醫生，不曾在手術檯上，被刀針劃破手指(魏錚說，他至少百次以上)，在開刀時被血水噴到臉，或是滲溼衣服，是常有之事 !! 壓力很大，尤其移植的刀，通常開在半夜，時間冗長
Albert Tzeng
昨天看到某篇網治療述台灣移植醫生操勞的現實，一直在想，這其實是 (1)醫療人力供需 (2)勞動條件制度設計的問題。為什麼開完一整夜的刀，第二天不能補眠，非得繼續上班？
我覺得，開刀就像是開飛機，應該有更合乎人性的勞動條件規定，例如連續開多少小時以上，必須強迫休息多久。如果跟現在看診班表有衝突，那就是班表設計不夠有空間。如果是人力不足排不出來，那也是這種嚴酷的勞動條件，讓新醫生視之為畏途。如果說視整體醫生不足，那更要考慮，視不是在醫學訓練的名額再放鬆？
回到移植這件事，如果醫師建議不要移植，病患當然都會尊重醫師判斷，包括我。寫文章只是要把一些目前認定的標準，拿出來問，拿出來想，真正躺在醫院裡面的時候，我還是很尊敬醫生的判斷的，最多有懷疑時，只會問問第二意見。
我的左腎，本來某醫院主任很帥氣的就要把它摘除，也是因為問過另外某大醫院主任後，多做一個檢查，才決定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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