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學」淹沒了「群學」

台灣有個群學出版社，替社會學領域出過不少精采好書。台灣社會學者也編過一本《群學爭鳴》，回顧戰後台灣社會學的主要成果。稍微念過一點台灣/ 中國社會學史的，都可能聽過「群學是中國早期對 sociology 的譯法」或「群學就是社會學」這類說法。不過最近重讀一些資料，才想到這類說法，模糊了「群學」與「社會學」在語源與知識脈絡上的對比。

「群學」一詞，據說最早出現在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等改革主義者的教育藍圖裡。梁啟超在1896《說群》自序提到，其師康有為曾教授一堂以「群」為對象的科目。後來他在《康南海傳》記載，康有為1891年在廣州萬木草堂（號長興學社）開出的課程綱要中，即包含了「群學」這門課。雖然課程列出來，不代表有開成，但因時隔僅五年，似乎「群學」一詞，在1890s早期就出現在康梁等人代表的改革圈的語彙（不過也有學者指出，認為梁啟超是後來讀到「群學」一詞，將之套用在康有為當年規劃的課程）。

群，羊形君音，原指羊群，後普遍用於指涉集體事物，如「人群」。但在古文用法中，有時「群」也被借代為動詞。例如荀子在《王制》討論「為王之道」時，就以「人能群」，解釋何以「力不若牛、走不若馬」的人類，能夠反過來駕馭前兩者。荀子接著闡述，人因為講義理而能角色分工，因為分工才能「群」，並從而達到和諧、得到力量、得以強盛。這裡的「群」，大概就指「協調合作團結生活」。

康梁等人談「群學」，大致是承繼這個討論政治之道的傳統。例如康有為的課綱中，群學便與政治學原理、中西政治史，與政治學的運用課程並列，放在「經世之學」之下。而梁啟超也在《說群》中抨擊古代國君的寡人文化，他寫「以群術治群、群乃成。以獨術治群，群乃敗… 使其 [民眾]羣而不離、萃而不渙，夫是之謂羣術。」所以包括韓明膜、張琢都在書中指出，康梁談的「群學」就是團結民眾的「群術」。

這樣的群學，雖說受到西學啟發，但其內涵仍本於對傳統國學社會思想（如荀子）的疏理，再融入維新派領袖對西學「羣術」的一知半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又一例），以回頭追求儒家仁學中的「修齊治平」。對照歐洲從孔德以降建立起的實證社會學，彼此關連十分有限。

把「群學」跟sociology連起來的關鍵人物是嚴復。他1895年在天津《直報》發表的文章〈原強〉，整理介紹了西方學術體系。該文介紹 Spencer (帶有社會演化論觀點) 的 著作時，把 “sociology" 譯成「群學」。嚴復當時也開始翻譯Spencer 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後來在1903年以《群學肆言》出版，更鞏固了「群學 ＝Sociology」的印象。但必須提醒的是，嚴復介紹的「群學」（Spencerian sociology），與康梁等人所言的「群學」，內涵十分不同。

相對於維新派承載國學傳統，手工拼湊打造的「群學」，「社會學」一詞代表的，則是一股以清末留日學生為中介，從日文/日譯文獻引入的西方學術洪流。

「社會」一詞為日本啟蒙家西周（Nishi Amane, 1829-1897）所創。西周十二歲起在江戶學習「蘭學」，三十三歲奉幕府之命赴荷蘭留學（萊頓大學目前保有其簽名文件）。回國後在1873年與福澤諭吉、森有禮等人創辦「明六社」、翌年發行《明六雜誌》，介紹西方哲學。由於西方哲學中許多概念並不存在日文，西周便用漢字創造出一系列今天常見的詞彙，例如哲學、藝術、科學、理性、技術等。其中，他挪用漢字中跟祭祀有關的「社」，以及代表眾人相聚的「會」，創出「社會」一詞來翻譯西文中的 society。透過明六雜誌的推廣，這些概念迅速成為日本知識界的標準。1880年尺振八（Shinpachi）翻譯史賓賽的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便順理成章的用「社會學」來翻譯sociology。

1895年甲午戰敗後，中國知識分子忽然驚覺日本的今非昔比，也渴望從其身上學習強國之道。加上由於距離近，語文隔閡低（當時日本學術界多用漢字），旅日學生快速增加，知識分子與改革者也絡繹不絕，透過日文文獻大量吸收西方觀念學術。

1896年譚嗣同出版《仁學》，是中國出版品中第一次用到「社會學」一詞者。譚在書中列舉，「為仁學者」應從佛學、西學、國學中各自讀哪些東西。其在西學項下列舉了「《新約》、算學、格致、社會學」四項。譚在書中沒有解釋「社會學」是什麼，但既與算學（數學）、格致（科學）並列，推估粗略涵蓋了今天整體「社會科學」範疇。

西方社會學真正有系統地傳入中國，始於1902。那年，因主張革命避走東瀛的章太炎，翻譯出版了日本學者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同年有賀長熊的《族制進化論》也被翻譯出版。1903，吳建常也以市川原三的日譯版為本，輾轉將 Giddings 的 Theory of Socialization譯出，以《社會學題綱》為名出版。同樣旅日的馬君武，則把 Spencer 的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ology 譯出，書名《社會學引論》。即便嚴復的《群學肆言》也在同年出版，也難抵擋知識分子界逐漸向「社會學」對齊用詞的趨勢。

隨著以日本為中介的西方新學加速流入，連帶引入大量日本學者借漢字創造的新穎詞彙，也取代許多本於傳統概念，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溝通的流行語。於是「社會學」流入，淹沒了「群學」，也淹沒了康梁最初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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