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人才，新加坡憑什麼？─地緣價值、國家資本，與階級化的社會結構

人才流失，是台灣媒體這幾年關注焦點。憂心自婊的報導中，總不免提到新加坡作為「國家成功組」的對照。從去年新國副總理尚達曼的「台灣人才流失論」、日前《聯合報》「搶救人才」系列報導，到最近吳寶春的新聞，媒體對新加坡的呈現，多強調「經濟蓬勃、高薪攬才、政府行動積極、國際人才薈萃」的形象，以凸顯對台灣「經濟停滯、薪資走低，政府顢頇僵化、人才失血」的焦慮。

這些對照，反映出某些事實，也確實凸顯出台灣沈苛，如對外籍人士不友善的法令環境，以及台灣日益惡化的勞動條件等。然而媒體對新加坡的「借鑑」，往往聚焦政府作為與優渥薪資，相對忽視新國得以吸引人才背後的結構因素，甚至是付出的社會代價。其帶來的討論也無法讓大家持平思考，所謂「新加坡模式」到底是不是台灣能夠（或是願意）複製的。 本文將從新加坡的地緣位置、資本結構，社會階級三個面相，討論新加坡「憑什麼」吸引人才，並帶出對人才的定義、效益，與競逐代價的反省。

後冷戰的地緣價值：台/新經濟的洗牌

新加坡政府常強調，自身是個「毫無資源」的小島。這種論述，一可激勵國民危機意識，二能凸顯政府之有為，但卻忽視新加坡最重要的「資源」：位置。

新加坡位於中南半島南端，扼守馬六甲海峽（Melaka Strait）。是西方的印度歐洲、遠東的中國日本，與南半球的紐澳，最具效益的轉口港。1819年東印度公司的Stamford Raffles 登陸後，曾興奮稱此是「馬來群國的肚臍」（navel of the Malay countries），預見其優異的地理條件，將取代鄰近諸港（如十六世紀崛起的馬六甲，十八世紀晚期開發的檳城）在國際貿易的位置。未久，新加坡港也確實成為大英帝國貿易體系的「亞洲十字路口」，川流著人流、物流與金流。

二次大戰後，新加坡的地理價值一度受限。冷戰封鎖影響到新加坡的轉口經濟，馬共與越戰也接連造成區域的不穩定。1965年獨立後的新加坡，努力追隨日本台韓發展製造業，擠身亞洲四小龍。當時新加坡因人口腹地小，長年敬陪末座，但至少仍交出傲於東南亞鄰國的成績。

冷戰體系瓦解後，重新擦亮新加坡的地理價值。一方面，九十年代全球化浪潮下洲際貿易的增加，大幅提昇新加坡轉口港的地位。二方面，東南亞經濟體量的崛起，也讓在相對西化/ 現代化的新加坡，重新扮演起區域商業節點的角色。例如，許多鄰國浮現的新富不信任本國金融機構，選擇將資產放在新加坡。而對志在東南亞市場的跨國企業，也將交通方便、法治安定、通行英語的新加坡，視為最方便的據點。新加坡在九十年代後的經濟提昇，除媒體吹捧的政府政策，亦應歸於後冷戰經濟地理結構的改變。

反觀台灣，冷戰結束帶來相反的經濟效果。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一個外部因素，是處於冷戰前線的戰略價值。戰後初期的美援，與後來台美的策略貿易，多少都反映美國鞏固戰略堡壘的意圖。冷戰結束後，這種戰略意義即便沒有完全消失，業已弱化。相對而言，逐步開放的中國夾其廉價勞力與龐大市場，對台灣產業形成巨大的磁吸效應，逐步掏空產業。九十年代台灣也曾編織「亞太營運中心」理想，企圖扮演起西方企業經略中國的基地。但美夢終究不敵兩岸對峙下，產生的種種（兩岸間，與台灣政黨間）的不信任。連作為基本條件的通航，都遲至2008年才實現，早錯過歷史窗口。

簡言之，冷戰結束重新凸顯新加坡的地理價值，鞏固其在洲際貿易與區域經濟中的重要性。卻造成台灣在國際製造分工上的邊緣化。經濟地理結構造成兩地經濟活力的差異，也造就對某些人才流動的結構誘因。

國家資本主義：薪資結構背後的手

新台兩地另一個關鍵差異，在於經濟體系背後的資本結構。台灣產業經濟高度仰賴私人資本，商業媒體總在追逐幾大財閥家族、企業間的合縱連橫。國有企業曾在某些領域有一定影響，卻因效率不彰，在九十年代社會對國家的普遍不信任中，搭著新自由主義的論述逐步私有化。

相對而言，新加坡私人資本的影響小許多，其產業經濟主要由「外資」跟「國家資本」主導。外資的重要性不復贅言；新加坡從開港本身，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資，至今對於新加坡在「區域經濟中的角色」而言，跨國企業仍具關鍵地位。至於國家資本，更是形塑國家經濟的主力。例如，有八成以上國民居住在政府建屋發展局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HDB） 興建銷售的組屋，土地開發利益多數收歸國有。而由政府全資擁有的淡馬錫控股（Temasek Holding），掌握了涵蓋新加坡的等各關鍵領域最主要的企業，例如：

交通：新加坡地鐵公司 (SMRT)、新加坡航空 (Singapore Airline)
航運：港務集團 (PSA International)、Neptune、Keppel 航運公司
通訊：新加坡電信 (SingTel) 能源：新加坡電力公司 (Singapore Power)
金融：星展銀行 (DBS)
媒體：新傳媒 (MediaCorp)
科技：新加坡科技 (Singapore Technologies)

這些「政聯企業」（government-linked enterprises）在法律上是私人企業，但新國政府仍能透過資本供給、董事會人事與特殊法令等工具，影響公司營運。某種意義上，新加坡實現了，孫文主張的「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相對於台灣近年臣服於私人資本邏輯，容許財團竊國，新加坡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保障政府（作為公法人）對各種經濟產業的掌握，不致全然淪於私人逐利之器。從台灣角度觀察，一定會質疑這些企業運作透明度，實際上圖利了誰。確實，淡馬錫的財務不夠透明，正是其廣受批評的重點之一。新加坡民間多少有「政府把大家的錢輸掉了」的疑慮，或「富了政府、窮了百姓」之譏。但無論如何，法律上這些企業的資本利得，還是屬於全民的集體資源。

對於吸引人才而言，國家資本主義有什麼意涵？

一，由於資本集中在國家手中，當政策上認定需要特定人才，新加坡政府（既其關係機構）有豐沛資源創造誘因。相對而言，台灣政府預算緊缺，揮灑空間受限。而台灣民間企業追求企業利益的最大化，即使有社會責任，也不會將「為國覓才」列為首要。

二，由於新加坡政府掌握各領域中最主要的企業體，使其有相當能力規劃不同職位的薪資級距，而非被動由市場決定。意識型態上，新加坡又強調「有能力者得高薪」的信念，採用陡峭的薪資級距，壓低多數中低階級的薪資，將資源集中於吸引高階人才。

階級化的社會結構：菁英的尊榮

台灣媒體報導常給人「去新加坡工作＝高薪」的印象。以過去數月見聞，這種偏見害慘了某些懵懂來新加坡創盪，卻只能在社會底層打滾的人。現實一如前述，新國有很陡峭的薪資級距。其吉尼指數 為0.481（WB, 2011），不僅高於國際上通用的警戒線0.4，更遠高於台灣的0.342（主計處2010）。新國政府鎖定的「人才」，確實有令人艷羨的待遇。但中低勞動者薪資不見得比台灣高。若考慮新國物價與房租水準，生活品質甚至不及。

新加坡人力部出版的《2011年新加坡薪資報告》，列出各職務的所得中位數，提供一個綜觀新國所得結構的窗口。報告中可發現，新加坡固然有些職務能有10-16.7 K 新幣的高所得（台幣24-40萬），如公司主管、金融交易員與大學老師；但另一方面，也有只賺0.7-1K（台幣1.7-2.4萬）的職位，如清潔員、收銀員、侍者，建築工與製造業某些操作員。特別要注意的是這些數據只是「中位數」，不管在高端或底層，實際分布都更廣。例如某國際著名學者，據聞月薪達三萬六SGD（台幣86萬）。而在底層，我也認識一些家庭幫傭，月領350新幣。

「怎麼活呀？」一些在新多年的台灣朋友，聽聞底層薪資都感不可思議。畢竟新加坡基本生活開銷約是台灣兩倍，住宿成本更高。目前政府組屋雅房價格大約600 SGD起跳，地段稍好者上看800-1000，私人公寓更高。以我碰過的人而言，月薪一千五以下的通常跟人「搭房」，或許兩到四人一間。收入不及一千者，通常吝於外食，儘量自煮。月薪八百以下者則多住宿舍，五百以下者，則為包吃住的家庭幫傭。

新國有驚人的所得差距，卻尚無大規模動盪。除政治管制外，我以為有兩個重要因素：

一、新加坡的外籍工作者達129萬，占整體就業人數 38%，其中95萬屬於低薪的「工作准證」持有者（相對而言台灣外勞約45萬，占整體就業人數4%）。除了製造業、建築與家庭看護外，新國外勞廣泛分布在各種低階服務業，擔任從店員、廚師、清潔工、房務員、巴士司機，甚至和尚等工作。這些外勞基於寄人籬下的現實，往往更安於接受許多新加坡人難忍的勞動條件，也大幅降低許多產業服務的運作成本。

二、階級化的社會空間：新加坡八成居民住在政府組屋，搭公車地鐵，在附近低價的「咖啡廳」與熟食中心覓食，在組屋商業區或地鐵沿線購物商場消費。相對而言，新國致力吸引的「人才」則住在有門禁管理的私人公寓，許多開車，能負擔更奢華隱密的飲食消費選擇。這種從居住、交通、飲食、消費、社交等「階級化的社會空間」，許多國家都有。但在新加坡「規劃理性」的高度穿透下，顯得特別清楚嚴實，減少了菁英人才在享受物質資源時，面對中低收入者「相對剝奪感」的尷尬。 其實，「運用外來勞動者」與「切割社會空間」，均承襲自英國殖民的治理藝術。而當今新國提供給菁英人才的──不管是低廉的服務成本（如傭人），或清楚界定的階級空間，均只是重現當年殖民統治者享受過的，在故鄉難以尋見的，尊榮。

代結論：人才定義、效益，與競逐代價

新加坡得以吸引人才，除了政府擁抱全球化的國策，與相關行政的彈性，本文也疏理了三個結構因素：一、後冷戰時期新加坡地緣位置的價值；二、國家資本主義下政府對薪資的開價能力，與三、階級化的社會空間，以及菁英階級享有的尊榮感。回看台灣地理條件，政府財政、與社會結構的差異，都不大可能複製新加坡的「成功」。不過本文目的，絕非打擊台灣信心，而是要從前述三點，各自引申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經濟吸引人才，還是人才造就經濟？」──這是社會學典型「結構vs行動者」的辯證。我第一段的論述，著重歷史結構如何牽動經濟地理，引領人才流動。我雖非極端「結構決定論」者，但希望這樣的討論，足以指出尚達曼（以及許多台媒）對「人才流動導致經濟表現差異」的單向論述，在某種程度上的倒果為因。

該段落也隱喻了「人才與環境契合度」的思考。當代新加坡扮演區域商貿節點，最能大展長才者，多是國際商貿與高端商業服務業（如金融、法律、廣告）的人才。相對而言，當新加坡致力打造成為教育研究的據點，也在國際評比排名前茅，我卻碰過某些學者或抱怨新加坡產業基礎不夠（工程領域），知識社群規模有限，學生欠缺創意，或研究新加坡本地處處受阻的問題。倘若再考慮到人文、思想、藝術創作，甚至是公民運動、社會實踐等人才，我則很難想像：他們會有多少比例認為，新加坡是有吸引力的沃土？

「環境適切性」的思考，最終也將帶出對「人才定義」的質疑。新加坡爭取的，無疑是某種定義下的（是有望帶來經濟產出，值得以高薪挖角）的人才。考量台灣當前的情境，我們應該死守相似定義不斷自我質疑，還是深入認識到台灣這片土地許多深刻耕耘者，「無法用金額界定」的價值？

二、新加坡政府搶人才的能力，已無疑問。還存在懸念的，則是「搶到人才」的效果為何？例如，新國也曾重金挖角不少電子業人才，但媒體很少討論，何以新加坡面對台灣，在電子業仍是一片慘敗。此外，過去十年新國重金投入生技產業，群聚了一群好手發論文。但論其技術轉移帶來的經濟效應，某位學界長輩坦承，「仍是一場不知輸贏的豪賭」。台灣媒體總只強調新國開出多少薪水，搶到哪些人，但罕見能進一步釐清有多少效益。

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新加坡政府調度國家資本的可責性（accountability）。如果高薪搶到的人才「不見得」能創造經濟價值，新加坡國民就有充分資格質問，政府憑什麼把資源揮霍在這些「外人」身上，而不是用於改善國民生活待遇？而這個決策過程有多少參與，多少透明？

三，勾勒階級化社會空間對菁英人才帶來的「尊榮」，也正是在提醒質疑，這個「尊榮感」背後隱含社會的組織原則。

政治上，拼湊大量外勞造成的「組合式」人口，無可避免地鬆動國民的邊界，也造成「政治主體」（公民）與「政治受體」（居民）的輕重失衡，破壞民主運作的原則。高度密實切割的社會空間，也瓦解了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內在連帶，並與集中式的專制政治有「親近性」。

在人文效果上，這樣的社會否定了「人皆平等」之信念，鞏固了某種「經濟地位決定論」的人觀。說到底，把「人」當成需要爭奪的「經濟資源」，本身就預設了一種對人「經濟工具化」的想像。這，是一種對人價值的異化。

【後記】本文主要觀點，成形於年初聯合報針對「搶救人才」專題做的一次採訪。幾個月後採訪見報，不意外的，受制於版面與字數線限制，許多觀念未能仔細展開。由於適逢「巷仔口社會學」王宏仁老師的約稿，我便趁機把這些想法整理成文字。本文原於五月六號刊於「巷仔口社會學」，次日陸續轉載於「新國志」、「ETtoday論壇」，跟「思‧想‧起」共筆部落格。此外預計將修改一份短版，刊於六月號的《人籟》。在此一併感謝各刊編輯對拙文的肯定，以及在傳播觀念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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