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平關說疑雲：兩種政治美學的衝撞

… 我常覺得，馬王各自代表一套互為對比的政治美學。馬英九追求某種本於專業分工、強調理性、法治、有點冰冷的「現代性菁英美學」，王金平則體現一種更人本、脈絡化、有機而溫暖的「前現代草根美學」。而這場爭議，可以視為兩種政治美學無可避免的衝撞 …

王院長關說疑雲，是場好看的戲，也是堂全國參與的公民課。

透過九月六號特偵組的記者會，我們得以思考「監聽證據」運用的程序正義、乃至特偵組的權責定位；從馬總統對王院長的「自為判決」，我們進能反省憲政架構下的權力分際。

而從曾勇夫部長下台的證言，我們看見政務官更替的現實；從林檢察官對特偵組的質疑，我們看到偵查能出現的諸多瑕疵；王院長返國的六點聲明，更指向長年「檢察體系浮濫上訴」的問題。

而這還不包括，將這場爭議置放在更大脈絡、賦予各種政治動機的各種詮釋，以及顏厥安指出的，「以黨紀決定國會議長去留」的現行制度荒謬。

不過回到事件核心爭議：王院長到底是否關說？又是否一如羅智強指陳，是「成功的關說」？這問題看似「黑白分明」，實際幽微的多。我從這幾天的思索，抽出四個值得討論的面相：

一、司法與政治的介面
二、通則與個案的分寸
三、真相在本體論上的向度
四、「不上訴」因果強度的認定。

我將透過對這四層的疏理，拼湊關說疑雲。

在更深一層，我常覺得，馬王各自代表一套互為對比的政治美學。馬英九追求某種本於專業分工、強調理性、法治、有點冰冷的「現代性菁英美學」，王金平則體現一種更人本、脈絡化、有機而溫暖的「前現代草根美學」。而這場爭議，可以視為兩種政治美學無可避免的衝撞。

我將在文末對照這兩種政治美學，並反省自己在兩種價值間的辯證、幻滅、與覺悟。

司法與政治的介面

「司法獨立」或「政治不應干預司法」，是當代社會普遍接受的共識。但我常覺的，有太多高舉此價值的言論，太過於從字面上去形成一種太過絕對、廉價的理解，而未充分體察，這個「獨立」背後折射的，司法與政治間恆存的互動與張力。

最基本的，司法雖有其利基於正義哲學的專業基礎，實際運作時所依據的法律，仍是政治的結果。司法體系維護的價值，仍是體現在由立法機構代表民眾協商斡旋出來的文本中。司法運作上的窒礙之處，也往往是導向政治體系修法的動力。傳統的分權設計，是以「法律文本」作為政治與司法的界線── 也就是政治透過立法把價值利益寫入法條，但不介入司法體系偵審判決的過程。這種「獨立」是一種在程序上替司法留下某個不受干擾空間的「相對獨立性」，其背後彰顯的，正是司法與政治的依存。

而上世紀以來，隨晚期資本社會變遷加劇，許多國家都見證了立法/ 修法效率跟不上社會需求的困境，司法體系運作也常背離社會現實引起爭議。就以近年台灣為例，不少公共爭議或而涉及某個「惡法」（例如集遊法、土徵條例、都更法令），或而涉及某些背離民意的司法判決（恐龍法官之譏）。

這些困境凸顯出，政治與司法間需要一些比「立法」更緊密的對話形式。年前關於「法官應否參考民調」的討論，近年關於「觀審制」的倡議，以及去年立法院就「檢察體系浮濫上訴」問題表達看法，便都反映了這種政治/民意與司法強化互動的需求。在這種結構趨勢下，與其一再重申「司法獨立」，不如更正面去討論司法與政治的「介面倫理」。

說到底，就連一再強調「司法獨立」的馬總統，也曾在特別費案是否上訴的關鍵時刻，讓曾永權等藍委代表表達看法。甚至在過去幾天中，更是以總統之尊跳過法院、跳過立院自律機制，「自為判決」王金平關說之罪，並強力主導黨內考紀會的決議方向。以上所為，不也是以「政治干預司法」的表現？

個案與通案的分寸

在司法/政治的介面倫理上，一個常見立場，是去區別「個案」與「通則」。例如王金平若只針對「浮濫上訴」關切，普遍認為較無問題。引發爭議者，在於對柯建銘「個案」的指涉。

然而持此分際者，卻不能忘記，許多「通則」的磋商或改寫，往往也來自對指標性個案的凸顯。例如彭婉如案帶來的立法，馬英九特別費在法律見解的「歷史共業」或「大水庫」理論，洪仲秋案導向「軍審制」的檢討廢除。實務上，我們不可能在肯定「關於通則的溝通」之際，完全禁絕對於「個案」的指涉。

回看王金平跟曾勇夫與陳守煌的通話，從三位當事人事後指陳來看，談話內容均著眼「浮濫上訴」，並帶到柯建銘案為例。特偵組與馬英九顯然認定，王談「浮濫上訴」只是假動作、是鋪陳場景，他真正著眼的是柯的個案。某個程度上，我覺得王、曾、陳三位當事人也應該有類似「默會」(implicit understanding)。我也覺得，王金平在關切個案與通則間的虛實掩護，確實走在道德的懸崖邊緣，也可能引起某些人的反感。

但這畢竟是「默會」、是詮釋，客觀行為上，王金平並未（笨到）「具體要求」柯案的處理方式，更未明言任核對價關係。若王金平主張，他只是以柯建銘案為例，表達國會對「浮濫上訴」的關切，也沒有人能夠充分否証。曾勇夫部長跟陳檢察官，想必也這樣判斷，因而不覺得該電話有構成需「備案」的程度。

這種分寸拿捏，不管你喜不喜歡，確實是種藝術。我會在最後一段再進一步討論。

「真相」的本體向度

若拉到更後設的本體論 (ontology) 的層次，前段描述正反映了，「打電話」這種溝通事件的「真相」，涉及的幾層不同的真實向度 。我在〈社會真實的四種存在樣態〉一文中區辨了知覺到（perceived）、建構的（constructed）、行動的（performed）與物質化（materialised）的四種真實樣態。前兩者只存在主觀認知中，偵查上僅能透過當事人證詞闡明，後兩者則出現於客觀物理世界，能夠被客觀證明。

用這個架構回看王金平的關說疑雲，真正存在於行動與物質層面的客觀事實，僅有王金平打給曾勇夫跟陳守煌（據當事者言）「關切浮濫上訴問題」的通連記錄，以及柯建銘的電話譯文。王柯對話譯文，是特偵組用以支持論述的骨幹證據，但邏輯上，王金平可能「只是以某種表現的很有辦法的口氣」來安慰柯建銘。這種發言記錄即使來源合法（糟的是這都有爭議），可受社會公評，卻不能作為「關說」的充分證據。就像家父從小吹噓，他「從越南游泳回台灣」，這並不代表他真的有這麼做。

所謂「關說」，自始至終，只是特偵組與馬陣營作為一個外部觀察者，主觀「知覺到的真實」。要證明推測為真，最起碼的，控方要能證實這也是幾位當事人在言語間「共同建構」出的理解。但連這點，控方都還無法盡到舉證責任。

「不上訴」的因果連結

最後來到「成功的關說」說。成功的關說，前提事先要證明王金平確實在關說（承前段所述，仍存爭議），接著還要能證明林檢察官「不上訴」的決定，與王金平的電話存有因果關係。

特偵組的新聞稿中對這層因果關係的舉證，主要可分為三點：

一、林秀濤檢察官在收受判決「前一、兩天」被陳檢察長找去

二、「林秀濤就該一、二審均為有罪判決之更一審無罪判決，竟未調卷詳予審核，及仔細研究更一審無罪判決內容有無違背法令事由，即遵照陳守煌檢察長轉達有立法委員關說及違法指示不要上訴之意。」

三、林秀濤自陳，如果沒有被陳檢察長找去，「…會上訴，即使我知道他上訴審可能會判無罪，我還是會上訴，以杜悠悠之口。」

四、林秀濤證詞，「檢察長有提到預算的壓力，所以依照柯委員意思來做。」

作為整個推論的基礎，特偵組也分析了柯案的案情，主張依理「應該上訴。」

貌似合理推斷。

但新聞爆發後，陳守煌與林秀濤兩人迅速出面反駁。林秀濤承認自己在約談時把時間記錯，但指出，有充分人證能證明，是在收受判決「當天」見陳檢察長。她強調自己有完成閱卷，並且是基於法律判斷決定不上訴，並指責特偵組新聞稿稱其「未閱卷」是「曲解證詞、斷章取義」。針對柯案，林也引刑法專家甘添貴教授說法指出，「背信罪應是「結果犯」，並非特偵組認定的即成犯」，支持其不上訴的決定。陳守煌也表示，他僅將王院長的關心轉達給林秀濤，並「要求閱卷後依法處理，該上訴就上訴，該不上訴就不上訴… 並沒有強迫、明示或暗示林秀濤對柯建銘案不上訴」。

我目前不清楚，林檢察官會如何回應三四點，我也不打算基於涉案嫌疑人的反駁，指責特偵組有意說謊。但新聞爆發後陳、林檢察官的回應，至少反映出特偵組新聞稿所載內容，偵查過程方法有欠嚴謹，證據強度十分薄弱。

這些證詞中，倒是林秀濤那句「會上訴，即使我知道他上訴審可能會判無罪，我還是會上訴，以杜悠悠之口。」明知再上訴可能判無罪卻還是「為度悠悠之口」而上訴，不正是坐實了，王金平指出的「浮濫上訴」的積弊？

關說疑雲的拼湊

疏理至此，王金平有無關說？

我的推測是：王主觀上有「對個案的關切」，但很有技巧地包裝在一種「對通則的提醒中」，傳達給曾勇夫、陳守煌，並在溝通過程謹守「不堅持要求個案結果」的分寸。王對柯案的關切，顯然能讓曾陳兩人感受到，但兩位資深法律人在主觀上，也不認為這通電話在客觀上構成「關說」。

曾勇夫沒有把話再傳下去，陳則轉達王柯兩人的關心，但也僅要求「依法決定是否上訴」。最後第一線的林秀濤檢察官，或許因為長官的關切，反而在心理上免除「一定得上訴」的積習，反而能忠於法律判斷決定「不再上訴」。柯案本身我尚未深究，但至少，林面對特偵組的指責，仍能提出一套說法，主張何以不需上訴（也可參考林濁水的評析）。

那縱上所述，這種「關心」這到底是不是「關說」？
對此，希望每個人都問問自己的心證，並且思索自己的判準。

政治美學的衝突

其實我一直覺得，馬英九與王金平，個別代表了一套互相對立的「政治美學」。在某種意義上，這次關說疑雲的延燒，反映了這兩套政治美學的衝撞。

馬英九營造的形象，菁英、法治、清廉。在他的政治理想中，每個部門依專業分工有其角色分際，每件事情有應依循的規範，不容紊亂。因此他常說「依法行政」，「尊重程序」，強調「司法獨立」，也自詡「不濫權」。他重視制度建立，信任專家學者，但相對不夠信任人群，也欠缺廣泛溝通的耐心。

或許某種程度上，他繼承了傳統中國帝王的寡人美學，下意識把「孤獨不群」視為卓越領導者的要件。但其具體政治主張所體現的，卻是一種強調分工、專業、理性、秩序、而有點冰冷的「現代性」美學。

王金平的政治風格草根，擅於溝通斡旋，熟悉社會政治現實的各種眉眉角角。他較少大談理念，但務實協調多方價值利益，解決問題。他口頭上認同馬總統倡言的各種價值，但在種種政治壕溝中打滾多年，靠卻是戰場老兵彈性敏銳、因地制宜的智慧。在這許多混沌中，他深知準則的有限，「創造性模糊」的價值，以及人際信任友善的重要。

對照馬英九的寡人美學，王院長體現的是一種江湖盟主風。他將「人和」視為「政通」的前提，遠看輪廓不清不楚，但相處起來有熱度。比起馬英九的政治主張，王代表的是某種更人本的、脈絡化、有機而溫暖的「前現代」美學。

對王而言，為立法院朝野協商運作的順暢，幫在野黨黨鞭說幾句話，減輕點心頭負擔，是現實政治下的智慧。他心中應有對「關說」的一條線，一條細膩貼近的線，而他主觀認為，自己並未踰越。

只是這種貼近、黏稠的處事風格，恰好牴觸了馬英九追求的清清楚楚、黑白分明的秩序感。對馬而言，王院長穿梭在朝野政壇、不同體系間喬事的「藝術、智慧」，一如光鮮台北都會區的華光、紹興，是種政治上前現代的醜陋違建，必須拆除而後快。

反省，馬英九教我的事

我承認，我曾一度傾心於馬代表的「現代政治美學」一如年少時曾崇拜科技美感、嚮往現代都會。特別是在陳前總統任期晚期，一再用驚嘆號揮霍我對陳的期許，讓我越益渴望，能換上一個尊重體制、避免濫權的總統。當時在我心中，王金平代表的是上一代的，比較「上一代的，政治人物。我相信台灣需要新典範。

2008年得知馬英九勝選，我曾寫下：

….我忽然感覺到一種久違的放心，一種能再去盼望的信心。我終於不用成日擔心總統又說了什麼失格的話，羞辱台灣選民的格調，我終於不用擔心政客滿口惡毒言語，帶壞我們下一代。我終於能更氣定神閒地為台灣民主辯護，說，「嘿！作不好的我們就能請他下台。」我也終於能跟未來的孩子篤定的說，包容的風度是重要的，品格是重要的。

當時確實想不到，後來這幾年，我將再度經歷如前朝的幻滅。

頭兩年，馬英九處處自我設限下的裹足不前，讓我體會到「政治領袖需要的不只是尊重體制、節制自我的品格，還要有不迴避爭議，能引領論述、制度創新的擔當。」那時還只注意到，馬所持的秩序美學政治能動性的不足。

而後來這幾年，從美牛、核四、文林苑、關廠工人等一連串事件，每個爭議背後牽動到的「剝奪感」，都不是政府開始基於理性專業所做出來的規劃，能充分預料的。一連串政治風暴處理的荒腔走板，除了一再證實頭兩年察覺到的問題，更逐漸凸顯出，這種政治美學其背後伴隨的種種專業暴力、制度暴力，以及對「常民」同理心的匱乏。

我仍相信馬英九本心良善，也相信他必然對這幾年民調的低落深感挫折，並且深深渴望扳回形象。但也正是這種急切，造成幾次暴衝，例如台菲衝突下倏乎祭出的最後通牒、服貿協議的強度關山，以及這次處理王金平關說案的粗暴。弔詭的是，也正是在這些暴衝中，他一再踰越自身高舉的原則。

這些對馬英九的幻滅，也恰好，平行於整個台灣社會對「現代性」信心的崩解。極端氣候衝擊人們對進步的確定感，金融風暴也瓦解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信心，福島核災戳破核安神話，一連串食安問題瓦解了對農業食品科技的崇拜。人們越益不相信所謂的專家，不相信法律在保障人民、不相信政府，不相信銀行，甚至是不相信任何大型現代機構。某種意義上，馬英九形象的破產，是這波「現代性」價值瓦解的一環。

此時回忘當年被我視為「屬於上一個世代、鄉愿而無個性」的王院長，依然罕有陳義過高，有時甚而俚俗，卻反能始終如一穩穩當當地，調和在眾聲喧嘩間。就像鄉下路口的大榕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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