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本主義下的教改：體罰爭議、階級後果，與教育實踐的慣性

讀到一篇文章，將台灣教育的「失敗」，全數算在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史英，以及行政院教改會召集人李遠哲頭上。原本只是一篇尋常的抱怨文，不意在FB上竟有超過一萬人按讚，八千多人「轉貼」，讓我忍不住寫了一段文字反駁。

這段貼文，引來一群朋友對教改的對話。教改是否造成學生難管？從「聯考」改「多元入學」，是否造成階級流動停滯？討論一路延伸，還碰觸到中學教育實踐中的變遷與慣性，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功過，甚至有人問到於對高教市場化的看法。我將部分留言編輯刪修，調整前後順述，加上小標分段，彙編如下：

原始轉貼評論

我父母跟許多好友都是中學老師，聽過許多相似的故事，所以我對本文形容的狀況能理解，也很同情無數第一線老師的無力感。然而，作者將一切亂源歸咎於兩個人，我以為不妥。

我有三個理由：

首先，第一線教師的無力感的來源。許多所謂「問題學生」，很大一部分，來自家庭教育的欠缺。而近來家庭教育崩解，背後則是整個社會經濟所得狀況的惡化。人 本教育推行的意義，只是讓許多第一線的老師，少了一切過去「覺得好用」的工具，並沒有造成更多問題學生的出現。畢竟同時，也有許多學生，在鬆綁的學習環境 中，有不錯的發展。

其次，傳統體罰管教，從老師的角度「覺得好用」，不代表「實際有效」。覺得好用，只是因為威嚇能提昇老師權威，在學校把學生氣燄壓下去，讓學生「看起來」 比較乖。可是這些緬懷過去權威的老師，卻不見得能真正體會到，體罰經驗在這些學生身上，到底留下什麼心理痕跡，讓他們帶著離開學校。以我而言，到現在，都 還記得過去某個喜好體罰的老師，對我造成的陰影。

最後，回到政策過程。教改本身確實有許多沒做好的地方，例如，過於菁英導向，沒有足夠的基層參與。但一如社會學學者何明修分析的，教改從理念轉為實際政策 結果的過程中，有許多因為制度邏輯造成的扭曲。這些問題，實不宜由倡議者史英來扛（李遠哲的討論就更複雜，可參考林孟皇法官的分析）。

面對混亂，「以暴力支持的秩序」一直很有誘惑。但正是同樣的心理因素，導致日德軍國主義的興起。在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對此宜慎。

PS. 話說回來，我雖然批評該文的觀點，但是其透露的無力感，卻是任何有志於教育改革者需要注意回應的。

1. 學校行政人員的風骨

Cherry Lin
現在學校的校長也只要站在學生立場，決定事情的對錯，「人本」就不會找麻煩。學生被老師責罵，找家長見校長，校長再找幾位搞不清楚的班長和風紀股長來作證，老師在眾人面前被羞辱，情何以堪？悲哀。

Albert Tzeng

不辨是非、沒有風骨的行政主管，確實是很多第一線老師挫折感的最深來源。不說現在，之前我就聽聞過，某校長請幾個老師輪番上陣，勸考試成績好的學生選醫學系。說是為學生好，大家心知肚明，還不是因為幾個校長沒事在較勁彼此學校上了幾個醫科。

2. 教改造成問題學生？

Hsin-Ying Lee
這篇文章其實下的結論太偏頗。問題是出在只顧著改體制，但家長和教育體系的舊觀念卻改不過來。真正說起來，該接受教改的不應該是孩子們，而是在我們許多人內心中，「唯有讀書高」的舊觀念。我自己也是當了父母才驚覺，其實最該被教改的是我自己。

我想師生相處最難的地方是：學生是孩子，不能不給他機會。但是身為老師，難道就沒有保護其他學生和自己的方法嗎？老師也是人，也有被逼到極限的時候。我贊成應該研究一套標準程序，來協助老師處理恐龍學生和怪獸家長!

賴競民
教育若只靠兩人決定成敗，是台灣民主悲哀。[這種說法] 忽略民主政治的多數決, 也忘記每個問題學生背後，都有一個家庭必須負責的現實。敝人雖不是中學老師，但站在大學看老師與學生互動，就學生學習動機與態度上，還是認為每個人本身應負的相關責任。故咎責兩個名人，真能解決相關教育問題？

Wei Shien Tsai
在教改之前，這種目無王法的學生就已經存在。至少在我唸的國小、國中，可也是親眼看了好幾次，這和史英/ 李遠哲的教改何關？

Wallace Tsai
我也是問題學生，但是我可以說救我回來的，就是所謂人本的人。可以參考台大法律系李茂生的文章。

3. 教改的階級效果

Wei Shien Tsai
教改是什麼 ?!教改就是一群有錢的階級，為了他們的子弟可以在原本公平的條件下(聯考)，變成保有更大的升學優勢（在校成績+才藝）！所以教改的結果，就是有錢的小孩可以上更好的學校，窮人的小孩上更爛的學校，一場噁心的社會遊戲。

Chen Jeng-Chien ‎
聯考也是有家庭差距的問題啊，你去台清交成幾個大學看，絕對2/3家庭經濟是相對優渥的，就算維持原來的制度，窮人家小孩的機會也一樣越來越少。

Tammy Lin

撇開聯考其實也有許多不公平的問題不談 （只有智育決勝負，考試科目可能只偏重於部分專業)，用公平與否來論聯考制度，似乎是把升學當成一種競爭。而升學真的是一種「競爭」嗎？

我覺得不論高中或大學，升學不是讓學生競爭，而是讓學生「選擇」，選擇自己喜歡的，或適合自己的路。而聯考考的東西卻讓學問變窄，不但只有智育，還只有五科，而實際上大學的科系上百種，如何以這五科去論斷某生是否適合該學校與科系？

又台灣的大學，也因為聯考制度下，被大眾以聯考分數區分各大學的「好壞」，不著重辦學特色，很可惜。我覺得17歲這個年紀的學生，早就可以擁有更多對自己生涯規劃的自主權，可惜聯考剝奪了他們的一些選擇與覺醒。

另外也是想到自己的哥哥，他從小就對於歷史地理政治等學科非常感興趣，無奈的是，其他科目完全吊車尾，從小就是在倒數名次中度過，但直到現在，他仍然每天在家埋首沉浸在他的書堆中鑽研這些東西，他的專業科目程度，絕對不比國立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差，而他卻連公立高中都考不上。未來的路他當然要自己負責，只可惜國家讓他少了一個適合進修的機會。這是我自己看到聯考"不公平"的例子，相較於我身邊一些歷史系的同學，上學只為了文憑，還嫌歷史系出路差，形成對比。

Wei Shien Tsai

聯考雖然偏重智育，但是至少評分上是公平的。德、体、群、美怎麼評分? 大部分的大學，本來就是智育大學，難道台清交是教道德的? 美育好的人，本來就可以去上音樂大學或藝術相關科係。体育好的人，本來就有体育大學，這些科系本來就有術科的加重計分。至於選擇志願，那是個人意願的問題，自己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聯考体制下也是有家庭差距的，這個我有深刻的体驗。17年前，我唸台大醫學系，班上的同學，大部份都是家庭優渥的小孩，不然就是公教人員子弟，班上大概一半的人是會彈鋼琴的。來自農工家庭的，絕不超過五個 ! 但是現在改多元入學，大概只剩一個。

陳敬杰

台大經濟系駱明慶寫過兩篇關於「教育階級流動消失」的文章，可以參考：

誰是台大學生? — 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

教育投資仍需回歸價格機制

相較於全國平均的0.89%, 3.06%的台北市人口和6.10%的大安區人口會成為台大學生, 台東縣的比例則只有0.19%。在台灣高教環境下，家庭屬於高所得的學生往國立大學流動，而低所得則流往私立大學。

是不是跟當初的設校理論不同?我不知道。但到頭來，我們關注到的都是屬於整個社會的問題，國家教育與社會整體公平正義的關聯性喪失。

一個國家的教育目標是什麼？是促成極少數的中上階層菁英的後代年年重演「階級複製」的荒謬現象？還是協助全部的人民能夠接受完整的教育？但就算完全瓦解國家教育，自由化的教育競爭，最後的學費負擔也不是ㄧ般人所能承受的，會造成有資源的人一樣可以獲得良好教育，沒資源的人仍在社會底層。

所以，一個刻板的、假公平的評量方式，如學測、指考、甄試，這類狹窄的社會階層躍遷工具，真的需要完全廢除嗎?如果真是這樣，也就不是國家教育了。我想對與篩選的方式，必須進行修正。畢竟我們無法廢除一個行之有年的政策，因為它的確供給了大部分，對社會而言「正確」學生。

大學開放甄試的目的，其實是為了彌補聯考無法回應個人專才的缺點。然而配套措施缺乏，最後淪為高所得家庭的「才藝」展示場，相較起來，聯考的確「溫和」許多。所以我才認為，聯考無法廢除。國家教育可以修正，但好似沒有其他大刀拓釜的方式。

Albert Tzeng

Wei Shien Tsai 跟Tammy Lin 的辯論，涉及教育政策上兩個難以權衡的價值：公平流動 vs. 多元適性。

升學結果要公平，就需要某種齊一標準，但相對便會造成考試領導教學的僵化問題。好處是，社會流動會稍微高一點。

如果教育要多元適性，取消單一標準，社經地位高的家庭確實更容易強化孩子的競爭資本， 造成階級複製。好處是中學生活比較容易有多元空間。

每個社會的教育政策，反映了，在這兩端價值之間的選擇平衡。台灣過去很怕「拉關係、人脈」，大家都重視公平，所以忍受聯考領導教學之下，對於教育本質的種種扭曲。但正是在這種制度下，才會有三級貧戶便總統的傳奇。

後來教育思潮變遷，從過去強調「協助國家培育篩選人才」的總體功能，轉移到人本的，重視「幫助每個學生發展自我」的個體意義。教育實踐是鬆綁，多元性開始被強調，但帶著「要孩子贏」心態的家長，確實如緯賢批評的，得到許多「灌注文化資本」的管道，讓階級複製更明顯。

那怎麼辦？我個人「反對」因公平考量回歸舊制度，因為在上述兩端價值中，多元適性是教育內蘊的價值，是本，升學的公平與否是延伸的社會後果，是末。本末之間，不能錯置。

我認為需先確定，教育實踐能符合教育原本的初衷，之後再用各種制度設計，去緩和階級複製的副作用。例如各種將文化資本穿透到社會邊陲的措施（下鄉陪讀、藝文下鄉等），甚或直接在錄取招生時的quota設計，如繁星計畫，或是對大學「錄取一定比例以上外縣市/中低社經地位家庭背景的學生」提供政策鼓勵。

畢竟，回論台灣的階級問題，真正重點，應該是「資本利得」（房地產、稅制、股市投資）造成的資產分配惡化，強化貧富差距。相比而言，教育造成的階級複製影響還比較小。而若能從根本改善台灣階級結構，後者影響也可以顯著縮小。

Tammy Lin

我想我不太明白的地方是，多元適性與階級流動的衝突點在哪裡？誠如大家所說，聯考體制下，早就有階級複製的問題，那如何得知聯考制度會比多元入學方式有稍微高一些的社會流動呢？

另外，我不是主張完全廢除考試制度，而是認為考試在升學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應為輔助，而不是全面，並且應該順應著不同科系與方向做調整。（當然這些只是個人淺見，適合考試的方式有許多專業評估在裡頭，我只是不贊成走回頭路而已）

Albert Tzeng ‎
主要推論是這樣的：採取多元入學方案後，高中生在校的活各種才藝、社團、競賽，乃至於有聲望者的推薦信等，逐漸佔有較高比重。因此，有利於家裡從小花的起錢培養藝文、參加夏令營、請名師訓練比賽，甚至爸爸找好朋友來幫忙寫推薦信的孩子。比起來，聯考也有階級複製的問題，但因為用功念書，門檻跟家境貧富關係不大，相對比較溫和。

Hannjing Ouyang

並非為 聯考制度辯護，但我懷疑：目前的入學方案，犧牲某程度的社會公平後，有達到多元適性的結果嗎？在以前聯考時代，導演林育賢的哥哥，不也是只靠著體操長才， 成為他們家中第一個唸大學的人嗎(電影《翻滾吧男孩》中所述)？而現在的入學制度，有當父母的都知道，實際上許多父母一窩蜂花大把鈔票，送小孩學才藝、參 加賽事，其實並不是要讓小孩「多元適性」, 而是為了申請進入傳統第一志願時，可以獲得青睞。

那天和孩子的小提琴老師聊，得知申請入學比例何以愈來愈高，得知中下階級的孩子，在申請入學制度下愈來愈渺恾的翻身機會。 雖然是身為有能力讓孩子學東西的家長，仍忍不住憤慨不平！我看這搞不好，還會惡化台灣低生育率的問題：因為長期在父母社群混, 真的非常多的人只生一個小孩的原因，是為了將資源集中，以便在這種競爭模式下有勝出的機會。

能不能多元適性，我覺得和採取何種制度無關，和父母觀念真的比較相關。我覺得稍微對多元適性有些幫助的，反而是目前大學畢業生薪水低，許多對學術智識追求沒那麼有興趣的人，會朝向技職方向發展，也比較獲得父母的支持。

4. 公私學費與制度設計

Wei Shien Tsai

富人的小孩唸便宜的公立大學，窮人的小孩卻唸貴參參的私立大學，縮小公私立大學間的收費標準，是一個簡單又快速的工作，然而既得利益者一點都不想這麼做。

Albert Tzeng ‎
我非常同意打破公私立大學差距。甚至我覺得，大學教育具有階級複製的功能，還是因為台灣的大專院校中有清楚的排名結構。類似的像美國階級顯著的高等教育體系，權貴自我複製的狀況也很鮮明。

相對而言，德法北歐等地大學體系，雖也有一些所謂「名校」，大學間不重「排名」，更多的是每校發展重點的不同，而其階級複製的狀況，也便比較不明顯。說實話，這是我反對大學排名的理由之一。

Annie Lee 我認為教育體制也許可以運用經濟，社會福利的觀念，調整階級流動的可能性，如讓公立學校擴大考試，或體育等特殊栽培，獎學金錄取比例，私立學校則容許學費校務自主，各自形塑特色及競爭。

但是，這需要既得利益者（菁英們），願意以開放、利他、整體、長期的角度思考才行。以現在台灣的政策環境.，光十二年國教是否開放菁英高中，就爭論不休。

5. 教育實踐的變與不變

Ping-Hui Tseng

當台灣的家長觀念沒改. 當台灣的學生無法思考自己想學什麼, 任何型式的改革是很難成功的。不要看現在申請入學的名額增加了，大部份學生還是沒有思考：為什麼選擇某個科系？選擇，往往只是因為他可以被甄試上。

教育相關的話題，很容易聚焦在大學上，甚至有人題到教育的階級流動機制。但大學之前的十二年，除了人本帶來的影響外，有任何本質上的改變嗎？我覺得實際上，教改跟本沒改到什麼。家長和學生沒變，教學的本質沒變。是的，老師變辛苦了。才藝競賽，是經濟發展造成的附加結果。

Albert Tzeng

‎中學教育的現場，有沒有改變？大哉問。我雖然常跟一些中學老師朋友聊，但沒有系統性地研究前，也不敢斷言。或許應該問的是，什麼變了，什麼沒變？

我目前初步的印象是：隨著老師新舊交替，現在老師比較活潑彈性，跟學生間的權力關係趨於平等，而經過政黨輪替後的教材，至少在文史方面課綱有很大改變，著重台灣而減少中國，比較強調「分析」而不單純依靠背誦。隨著多元入學，某些興趣比較偏專的學生有較大的機會，但整體升學成本增加。這是我聽說的一些改變。

但是另外有一些制度性的慣性，顯然沒有太大改變，例如：

一、為了教學衡量的方便，考試題型仍以選擇、填充跟簡答為主，對於稍微複雜一點的思辨（基於欠缺公平計分的標準），完全無法反映在學習評量中。相對的，老師也仍只具備教授可背誦、簡單分析、演算操作等有標準答案知識的能力。對於涉及「沒有標準答案」的價值倫理、哲學思辨，多數老師本身都欠缺相關能力，遑論教學。

二、多數老師，仍出自師範體系，並在生涯中欠缺真正的「社會經驗」。某種程度上，這造就了中學像是個「時空膠囊」，自我複製了一些只在學校中受重視的價值觀，而無法跟上社會的變間。雖然，隨著近幾年非師範體系出身的教師（其他科系修教育學程）逐漸出現，教師在教育背景的多樣性稍微改善，但從學校到學校的生涯軌跡，仍讓多數老師跟社會比較脫節。

三、教育實踐無論如何改變，大方向上，為了「考上好高中/大學」的階段目標仍占主導地位，競爭邏輯，仍然成為教育實踐的主旋律。

以上後三者，或許相當程度上，侷限了教改的成果。也造成Hannjing Ouyang 觀察到的，現行制度下的一些流弊。

公共政策的後果，從來就不是政策本身單方面決定的。除了制度面，第一線實踐者的配套，一般民眾的回應，都會一起共構出最終的結果。往往一個政策，就算是立意良好，施行下去也要一大段時間的磨合配套，原本希望達到的目的才會逐漸展現。所以當出現跟期待有落差的結果時，到底要調整，還是退回原點，永遠是困難的政治選擇。

二十年前買過一本《教育，一個解不開的結》，現在到底是結打的更緊，還是鬆動一點？

Ping-Hui Tseng

Albert 的回應正是我面對的矛盾 (挑戰)。即使是升學主義下頂尖的學生，來到大學時，他們不太思考學習到什麼，依然斤斤計較學期成績95和96的不同。他們面對沒有選項的question時特別排斥反抗（例如解釋名詞的考題，是學生和我的惡夢）。缺少文字描述能力的答案，很難去評斷學習的結果。二年下來，面對了快300位優秀學生，只有一位曾經和我討論過我設定的學習目標，其它人只是單方面的接受。以我現在的角色，對此當然很有意見，這些狀況也不是教改開始後才出現的。去推動改革，沒有全面的配合，大概就是一場失敗；不改，就要學習 「接受」，放開一些想加之於學生的期望。

6. 中國文化教育的功過

Su-long Lee

台灣教育的失敗，首推「中國文言文教育」加「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Albert Tzeng ‎

李醫師，抱歉！我提一點不同想法。中國文言文與文化基本教材，我當年念時也痛恨，現在回想起來，卻有種頗複雜的感覺。

先說文言文，最近為了討論國民黨的統治特質，我參考了《管子》中的「國蓄之七十三」，頗多啟發。在思索西方社科哲學的理論時，我有時也會從中國傳統經典找對話材料。若不是當年一定文言文訓練的底子，無法如此輕易掌握這些材料。

關於「文化基本教材」，我之前寫了一篇筆記，討論四書在教育課綱中的存廢，請指教。

7. 高等教育的市場化

Guang-Xu Wang
看了這個討論串我獲益很多，不過我有點想看，社會學者會如何討論台灣高教未來的發展，怎麼看教育部這個組織的功能，以及是否贊成台灣的高教體系全面市場化？

Albert Tzeng ‎
光緒兄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消息？他們二月要正式籌備成立，主其事者對市場化持反對立場，但是細緻的論述尚欠缺。我希望參與論述，不過還不是國內高教體系雇員，資格有點尷尬。

我目前立場比較折衷主義，認為在一定範圍內、受到合理規範的市場化，能替高教體系帶來資源活力，但是當中有些不能被妥協掉的核心價值與理想，需要清楚標明捍衛，並以開放市場化部分所獲得的資源，轉來挹注這些核心價值。我的立場，相當程度來自我對自己學校Univ of Warwick 運作的觀察反省。有機會我會嘗試把相關論述寫出來。

Guang-Xu Wang

‎我同意這樣的想法。不過折衷主義的危險，可能還是在運作過程當中accountability的問題，與未知的政策效果。我們大概都可以知道，國家化與市場化所帶來的政策效果。但折衷主義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果，似乎很難想像。

折衷就是保留優點，排除缺點嗎？台灣現在不就是某種程度的折衷主義？既要保有某種程度的中央集權，也要有市場化的競爭與評鑑機制。而且在折衷主義能解決問題之前，可能又會因折衷的本質陷入很多的爭議，比如說：什麼叫「一定範圍」的「範圍」，這個範圍有多廣？包含什麼？誰有權力定義？以及誰有權力成為「規範」的執行者？台灣高教的核心價值應該是什麼？折衷主義是否也反映的，是一種不同教育價值間調和、妥協或折衷的表述？市場化獲得的資源，如何能被有效的轉來挹注這些核心價值？

其實折衷主義一詞讓我想起了在方法論上的meso-level，從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來說，站在方法論上的折衷主義的歷史制度論（historical nsttutionalism），很容易被站在總體與個體觀點的制度論者批評什麼都不是，而且也好像什麼都不能解釋…

一個題外話，是不是受過英國訓練的人對於公共議題執行方式的思維比較容易有所謂折衷主義的思維？從Tony Blair的公私合夥（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到現在Cameron政府所提倡的大社會（Big Society），似乎都是希望從中央集權與市場化之間找到其他的出路，不曉得現在大社會在英國實踐得如何了？是否在各個政策領域中大社會的精神都已經在開始落實？去年英國的SPA我看見大概4-5篇在討論大社會的論文，不知現在是否有新發展？

Albert Tzeng

在很多公共爭議上，我是個相信「程序解」的人（這大概是折衷主義者的終極解）。簡單說，很多問題會有爭議，那就設計一個「程序」，能讓stakeholders能被充分代表，參與討論，最後形成某種決議。

所謂程序，不外乎就是大量的對話辯論，激發想像視角，然後在一定時間後收網彙整，方法是「共同文件」（有點像是wikipedia的概念）。我們透過對文件文字上的拉扯斟酌，斡旋不同的價值主張。這樣斡旋的結果，往往因為反映了許多價值的折衷，不能用單一主義詮釋。

我在爭議中，一可以代表我個人，表述我自己的信念主張。二也可以扮演一個「搭橋者」，運用自己對文字的掌握，去「消融」對話中出現的歧見張力，縮小差距。台灣不欠前種角色，但後者奇缺。

你說的沒錯，折衷主義無法對應到任何清楚的結果，這構情其概念畫討論的困難，卻也同時反映出實務上的彈性。說白了，折衷主義不是一個「實質概念」，而只是一種「程序概念」。在不同的情境中，折衷主義可能導向完全不同的制度解。就像所謂的「第三條路」，用Thomas Osborne 的話來說，這是一個vehecular concept，像是一量載具，本身是空的，沒東西，卻可以把其他的東西載到你要去的地方，讓事情發生。

回來談高等教育。我個人的信念是：高等教育需以liberal art education 為核心，以培養具反思、批判力的公民性為基本目標，於者才是專業能力與識見的養成。從這個目標出發，招生策略上，就不僅會想「得天下英才」而教，而會同時著眼於生源在地理與階級背景的diversity。畢竟背景的多元，是讓價值光譜得以拉開，跨界對話得以發生的前提。

然而，以上僅是我個人的想法。在一個集體藍圖繪製的過程中，我能做的，只是拋出、展演自己的論述，讓討論者參考。或許我能從對論述的持續修正中，吸納、整合不同意見。這個程序，即將成立的高教產業工會，可望能提供某種平台。如果程序基礎廣，過程公開透明，應有機會解決你提出的一系列問題。

>> FB的後續討論 （特別推薦Danny對我紮實的批判，以及我的回應。一來一往，把很多問題更釐清。）
https://www.facebook.com/albert.tzeng/posts/37305671604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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