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大使對話：新加坡的政治難題

「新加坡建國之初，內閣某些成員出身寒微。但隨政治世代交替，現在內閣都是層層篩選的菁英，反而在社會的代表性不足。人民行動黨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想改革，但很困難。」

昨天 ISEAS 所長陳振忠 (Tan Chin Toing) 找我跟同事 (同時是Warwick學長) Terence Chong 吃午餐，席間提到的。

1965年新加坡獨立時，陳振忠正在新加坡大學念歷史。畢業後他服在軍中度過好些年，也歷任政府許多部門，曾任內政部、財政部、資訊藝術部與外交部等部會的常務次長，也曾擔任新國的駐日大使。在被指派出任ISEAS所長同時，他也獲封「無任所大使」(Ambassador-in-Large)，得以在任何場合代表新加坡這個國家。

上剛四才貼出那篇關於學術會議背後政治的筆記，隔天中午就接到所長秘書電話，說週一所長想約我吃午餐時。當時想到過去許多關於新加坡言論監控的傳言，心理還愣了一下。整個周末，內心都在琢磨，面對這位足以代表新加坡發言的長輩，許多話要怎麼說。

會面後，證明本次是我多慮。陳所長先從上週五一場關於馬來西亞政治的 Seminar 聊起，大方分享自己四十多年來位居共和國執政高層的諸多見解。

「第一代內閣來自社會許多層面，有洗衣婦、有勞工」陳振忠回憶道，「第二代是工程師治國，它們做了很多有效率的規劃決策，但思考比較硬。現在，則變成考試狀元治國、菁英治國。」

陳接著解釋，「其實meritocrasy 本身沒有問題，問題是菁英主義 (elitism)」。在旁的Terence 補充道「merit 本來有很多方面的，但一旦變成菁英主義，便是由這群菁英來定義什麼是 merit，也就逐漸排除其他的視角。」

民眾審議能力/自主集結的剝奪

我問陳所長，新加坡當前最大挑戰是什麼?他認為，是要擴大政治決策基礎，讓更多元的意見被納入。我說，我僅同意一半。

我認為，更基本的挑戰是: 新加坡核心世代，對公共議題闡述論辯能力的淺薄。目前多數新加坡人，成長於以黨領政、高度集權的氛圍，不管在求學、就業、生活，都時時刻刻受到種種制度規訓，也不曾有足夠空間，練習負責任而有深度地表述、辯論、溝通對公共議題的看法。這就像從小裹小腳，就算現在把布放開，腳也長不大。

兩位回應時都提到，1960-70年代年輕人針對國家社會，熱烈爭辯理念的美好歲月，「現在都找不到。」

Terence 從另個角度提供一個類似的觀察。他說，新加坡的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很成功，但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 卻相對失敗。正是因為 state 的力量穿透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反而壓抑、剝奪民眾的自主連結的空間。

風險意識與低度信任

「政府從來不信任民間團體，」Terence 後來說得急切。「那是有背景的，」陳回應，「畢竟當年許多民間團體，都跟共黨有關。雖然現在共黨不再是威脅，但是政府已經習慣對民間團體謹慎。」我歎道，歷史上許多形塑於特定情境脈絡的態度與制度，往往會在情境改變之後的許多年，仍頑冥地箝制著人們的行動與感受。

我也從這種不信任，聯想到前不久找房子時，普遍 “no visitor allowed" 的現象。我說，這種慣習在外來者眼中，呈現出一種「新加坡人很不友善」印象。兩位分別從不同角度詮釋（擔心非法移民、或中國房客呼朋引伴造成困擾），但也都同意，「新加坡人從小就被教育要小心謹慎。」

我接著闡述「這種風險意識，或說是一種基於恐懼的文化 (culture of fear)，似乎貫穿在新加坡人的基本心態中。」新加坡政府不斷透過各種管道在教育人民，小心竊賊、小心中東扒手、小心不明包裹，小心經濟上被人超越等等。這些不斷提醒，製造出一種緊繃，讓人不信任人的氛圍。

我留在心中沒說的，只剩下，這種氛圍對於統治者的方便。

民族國家vs全球城市：雙元社會作為一種緩衝？

Terence 提到，新加坡結構上的一個雙元困局：它既是一個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又渴望成為全球城市 (global city)。前者需要邊界保有一定的封閉性，後者卻需要開放。這種困局不僅造成執政者在政策選擇的兩難，也造成民眾對外來者矛盾的心態。

我回應，「新加坡現在發展出的雙層社會，似乎隱含某種對這種壓力的回應。」簡單說，新加坡社會現在可以很粗糙地分成為兩群：

八成五國民著政府組屋(HDB)、搭公共交通、經常吃hawker center，他們生活中的住房、交通、飲食、消費，都有很深的政府政策介入痕跡，帶有某些社會主義色彩。另一群是政治經濟菁英、跨國人才為主，他們住在昂貴而富有享樂色彩的私人公寓(condo)、許多自己開車、較常去餐廳，生活消費較大比例交由市場決定，資本主義邏輯穿透。

前者透過標準化的生活安排，構成新加坡國族建構的基礎；後者則以更多元豐富的樣貌，吸引全球資本（經濟或人力）。新加坡在雙元困局中的安定性，很大程度上，倚靠著是它在這兩層社會/經濟中的劃分。

回到最初內閣組成的話題，我笑說「未來最怕的是，演變成一群在 Condo長大的人治國！」「確實！」兩位都歎，現在經濟資本對於教育養成的決定力量，以及隔代階級再製 (class reproduction) 的嚴重。

聲明：昨晚我從中午對話中，挑了一些印象深刻的點，串連起來「重建」這段對話。所有「引文」都沒有錄音為根據，僅憑我自己的記憶理解翻譯摘要，而談話的順序，也不盡然同於文中所述。某種意義上，這樣的回憶難免有「小說」成份，不宜視為「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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