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了不中聽的話之後 …

上週三，寫了一點不中聽的話之後，我一向安安靜靜的檔案櫃，忽然湧入了上萬人次，留下人聲鼎沸的爭辯，與一些我無法迴避的挑戰。這篇文字，是我對這些質問的回應。

文分六節。首段我將從個人角度，回顧前述短文的撰寫、轉引、報導與引發的對話，勾勒這篇文章的脈絡背景。在中段四節，我將針對「憤怒vs.理性」、「（假）客觀中立」、「台灣尊嚴的捍衛」、與「知識菁英的傲慢」四種主要質疑，陳述一些個人反省。最終節將回到楊淑君事件、修正與重申一些看法。

意外的，檔案櫃的人聲鼎沸

上週三，我跟多數台灣人一樣，被楊淑君淚灑賽場的畫面深深撞著心坎。只是打開Facebook，卻又為幾個素來敬重的學友，驟然將事件升高到對中國或韓國的詆毀仇恨，感到不安。我無意涉入過於尖銳的對峙，所以在自己部落格寫下前述短文，將連結寄給幾個朋友，旨在提醒一個不同的聲音。

星期四，我跟許多關心楊淑君事件的國人一樣，追蹤著媒體或網路傳出的各種消息。只是我提醒自己，小心對照思索，不要太快擁抱特定結論。我也將自己的推敲的紀錄貼在Facebook跟朋友們分享。沒料到的是，前夜寫給朋友的短文，開始在網上被轉引流傳，也在一些我沒有意識到的角落，勾動一些情緒與爭論。

當天中午，接到昔日出版社同事的來函，表明聯合報記者梁玉芳想聯繫。其實我對媒體採訪一直有種矛盾— 媒體有時能促進更廣泛的公眾對話，卻也難免在對採訪材料的裁減、下標、組版的過程中，將發言鑲嵌在一個發言者自己無法掌握的脈絡，甚或造成某種對原意的扭曲，。加上聯合報長期以來，常與特定政治立場被連結，也讓我稍有遲疑。不過梁過去寫過不少關注弱勢的報導，我印象甚佳，乃決定回應。

下午接到梁的電話，她表明讀過我前夜的文章，希望談談對事件的看法。我先說明了寫文章的初衷，與對單一事件升高為國族仇恨的擔心。不過對事件本身，我強調「自己只是一般閱聽人，資訊掌握無法超過媒體呈現的，也難免偏頗」。而對於當前反應「是否有選舉操作」的提問，我承認難免有人思及從這個事件去動員政治能量，但是強調，「若將之歸因為選舉操作，對於許多真誠想為楊淑君爭公道的國人，非常不公平。」

週五訪問見報，意外讓自己才剛從MSN搬家過來、平時安安靜靜做為一個儲放思緒痕跡的檔案櫃，忽然人聲鼎沸。當天湧入點閱數7384，單篇文章點閱量破近六千。原本旨在提醒學友的一段文字，放置在不同的理解脈絡中，自然在閱讀中，被賦予了許多我原本沒有的意思。因而快速累積的留言，交織著認同支持、質疑辯證、乃至憤怒謾罵。

不願迴避持續對話的責任，當天我盡力回應各方留言，特別是批評指教者。我也從中汲取不同的詮釋、檢視自己的盲點，釐清思維理路。我後來在FB寫到：

每個批評砲轟，都會讓我更貼近一些人的情感，算是珍貴的賜教…. 要感謝轉載。如果不是因為轉載，文章遇到的都是客客氣氣的朋友。一經轉載，文章就會與許多生活圈外的人正面衝撞，抽離原本的書寫脈絡，也容易引起很多原本預料不到的詮釋跟感受。此時這些回應與強迫對話，強度生猛，措詞尺度也寬闊。比起朋友間的友誼切磋，就像從游泳池遊進大海，這才是玩真的。

接下來這個週末，事件全貌逐漸浮現，政府正式採取行動。雖然網上討論持續延燒，但我原文旨在澄明一種觀點，無意於變身為追蹤整起事件之全記錄。加以週末我固定回台中陪父母家人，所以個人雖對事件持續關注，卻已無法對最新消息亦步亦趨，遑論以文字更新、回應留言。週日北返，週一處理了一天瑣事，夜深，覺得該是時間為我的文字，以及其引起的各種質疑挑戰，寫一篇完整回應。

關於憤怒：怕星火燎原，不代表否定火的價值

我的前文，很容易給人一種印象，就是我「挺理性，拒絕憤怒！」

抱歉，這是錯覺，源於我前文書寫的簡短與不完備。

其實更精準的講法是：憤怒是火，我害怕星火燎原，但這不代表我否定火的價值。在幾天前的一篇回文中我寫到：

其實我同意，適當精準的憤怒，有用。以前當兵帶部隊時，我會用憤怒的力量，去達到聚焦部隊注意力的效果。公共抗爭時，有時後也需要用集體憤怒把力度拉大。只是這裡的操作常常會有副作用，這是個要小心的猛藥，需精準打擊。

這種「精準」，靠的就是我強調的（本於理性的）「不中聽的話」。理性，就像備在營火旁可調節火勢的消防水，導引火勢的爐具、或裝在合反應爐外的控制棒— 我們需要這些調整節制，才能讓憤怒情緒轉化成合理的力量，以恰當的熱度施於準確目標。相對而言，失焦而波及無辜的憤怒，一如延燒到森林草原的火，只會造成其它型式的不公義。

以楊淑君事件而言，國人憤怒，出於同理心與正義感，自有合理基礎。我所在意的是，這股怒氣會轉化成實事求是的平反力量，還是延燒成波及無辜的仇恨？面對瑕疵百出的程序，我當然贊成先循正式管道要求調查，也樂見熱心朋友整理資訊，去函國際媒體以正視聽。但我十分不樂見，將這個事件升高到對中國、韓國的國族仇恨，甚至導致諸如「蛋洗韓校」等激烈行動。這些過度外延的謾罵與行動，不但波及無辜，更會在國際場合落人「欠缺風度素養」口實，削弱了我們企圖伸張正義的正當性。

我在回覆網友的質疑中寫到過：

我不相信他們[亞跆聯]，但是讓它門無所遁形的方式，我以為是冷靜、理性而清晰的質問。要問出讓它門招架不住的問題，不是靠生氣跟咄咄逼人，而是靠資料蒐集分析的完備，與縝密的思維。

寫「不中聽的話」，不是想否定國人的憤怒，而是想灑點冷卻水，爭取多一點冷靜空間，讓我們找到更成熟的應對方式。我想挺的不是冰冷的理性，而是理性與憤怒的某種「動態平衡」，一種有熱量，卻不會過於炙人的溫度。

只是無論如何，水灑出來時，心頭炙熱的朋友難免覺得冰冷。

沒錯，我不客觀中立！

再者，有些人質疑，我也有立場，並非客觀中立。這，我絕對同意！

再怎麼「客觀」的公共發言，必有其「主觀」的價值基礎，甚或是情感取向。即便是看似最客觀的事實陳述，在選擇談於哪些事實，用什麼方式書寫的背後，也都藏著書寫者判斷孰輕孰重上，主觀的價值選擇。

「中立」更是一個懸念。談中立，必涉及兩造之間拉出的向度。可是這個事件的兩造是什麼？是中、臺、韓三角中的任兩邊？是亞跆會、亞奧會、跟代表隊中的某兩方？是台灣的藍綠？是知識菁英對上網路鄉民？是理性與憤怒？是程序正義（尊重裁判）與實質正義（討回公道）？而以上，每拉出一對概念向度，又都存在好幾種「中立」的可能。這麼多的組合，又何從宣稱中立？

絕對的客觀中立實不可得，我也從不會以此宣稱。然而，我以為要精緻化公共討論的品質，仍應不放棄（一）抱持對「相對客觀」的追求，（二）在拉開任何一組概念向度時，「先試圖中立」一陣子。

追求「相對客觀」，是指儘量去「拉近」我們的判斷與事實基礎的距離。這涉及一、各種證據/說法的蒐集，以及二、在這些「事實的殘片中」謹慎推敲（不過度詮釋，也不背離已知事實），形成判斷的技藝。即便我們仍難以掌握完全、正確的事實，追求相對客觀，仍有避免討論過度誇張外溢的弊病。

而在任何能拉開的兩造中「先試圖中立」，是要給自己足夠的空間，去咀嚼、審思，當中存在的各種可能性。即便在審慎考量後，我們可能會選擇接受某一方的說法，或擁抱某種價值，但這個過程不宜太快、太直觀，才能來得及沈澱出一種經的起考驗的態度。

擴大這種心理「中立空間」的主要方法，是要求自己站到其它立場，違反自身的直觀偏好去思考。身為台灣人，去想像自己人遭到陷害太容易了，所以我會先要求自己反過來想像，假設她真的作弊，會是什麼樣子？有沒有可能是我們代表隊自己的疏失？即便責任在對方，有沒有可能只是無惡意的疏失？

這些推敲上的自我要求，除了利於形成較全面的看法，即便是在寸土必爭的談判斡旋上，也有重要意義。有網友質疑我「何必為對方設想這麼多？」我答道：

幫他們設想各種可能，正是要先模擬各種頓詞說法。不能知己知彼，如何一槍斃命。國際場合的斡旋靠的是萬全的準備、充足的底氣，不是盲目的憤怒，更不是立場先行的空洞控訴。

以上，大概是我最不中立之處。

當前台灣社會浮躁的一個重要特徵，正是大家在十數年的政治動員與對抗中，逐漸內化一套「立場先行」的思維。這種思維的機制，是靠著種種立場標籤（穿著、言論、行為特徵）的判讀分類，加快「敵我識別」，決定應對方式。

這種思維適用於傳統戰場，可是放入進一個民主社會，卻將嚴重壓縮公共思辯與對話的可能。延伸到當代複雜的國際舞台，依循這種思維發展出的策略，也將嚴重限縮一個國家迴旋的戰略縱深。

以文明與感動，捍衛台灣

敵我分明的思維下，不意外的，「不中聽的一句話」讓我成了某些網友口中的「中國狗、敵人同路人，不知自己吃什麼米長大的、值懷疑有沒有為台灣做過任何事（甚至當兵）的人」….

我沒有憤而回擊這些言語，是因為我知道，這種辱罵背後有一種「痛」，一種屬於台灣人獨有的，在國際社會上走的艱辛、在自我認同上屢遭外來暴力，一種讓人窒息的痛。

這種痛，我早有深刻感受。

我不想去細數家族與個人曾經歷過的過去，去「證明」，我對台灣的認同跟情感（這種得去證明的壓力，正是這種敵我邏輯下可笑的結果）。但我以為，我不同於這些宣稱「愛台」網友的，只在於我對台灣安全尊嚴的維護，有不同於「仇敵對抗邏輯」的想像。

在先前一次關於陸委會補助爭議的討論中，我曾寫到：

…之前我在版上的對話，當別人對我辱罵，我從不回一句惡言，那是因為，我不希望因為別人的蠻橫，降低自己的格調。同樣的，面對著鴨霸的中國大陸政權，我也相信，真正確保台灣未來的方法，是找到一種有尊嚴而積極的交往方式，發揮台灣在文化與格調上的高度，用「感動」去築一座防護，而非用厭惡跟仇恨去塑造一個敵人。

中國政府是專權的，民眾或許在長年的教導下，也有觀念上讓人難以領教的地方。但是我只能說，過去十年來，在旅行中，在海外，我跟超過上百個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對談過，當他們聽我說了二二八事件、說了白色恐怖，說了那一大段他們所不知道的台灣歷史，幾乎無一例外，都能理解，為什麼有這麼多台灣人要獨立。

理解，凝視彼此的記憶，是化解僵持的唯一道路。如果你們在版上的任何人真希望台灣未來能獨立自主，唯一的希望，是能夠讓中國大陸的人民也能理解台灣人的感受，我們的心意。而這種理解，便需要從交往開始。

類似地，對於台灣的國際空間，我也在前文留言回應中寫過：

… 悲情牌可以打一兩次，但是效果有限。因為現實上，國際間比台灣人慘的地方太多太多了，真正戰亂的、霍亂橫行的、海嘯地震的、連水都沒的喝的，國際媒體真的沒有那麼多閒工夫，看一個人均收入兩萬美金安居樂業的小島島民自怨自憐。台灣國際上要走出去，第一步，就是要學會負責，學會給予，用對全球社群的貢獻，換來由衷的尊敬。

貫穿在這些態度的，是互動對話而非堅壁清野，是交互凝視而非對峙否定，是用實質交流換取更多實質尊重，而不是拘泥以形式條件的尊重為交流前提，是以不卑不亢的文明高度（如雲門、誠品、台灣電影）、用無私的付出（像是慈濟）去「感動」對岸乃至國際，不是自我沈溺、四處訴苦的悲情意識，更不是以不斷詆毀對方來強化自身的「相對優越感」。

這些態度的基礎，源於我仍相信，本於人性的「同理心」。說來也令我詫異，這兩年我才發現，這正是我小時候曾感到不耐抗拒，視為冬烘八股、壓迫學子心靈的儒家典籍，在繁複的「禮」背後所談的，「仁」。

你可以說我天真，批評我「遺留支那思想的毒」，甚至引用大量國關領域現實主義的文獻，笑我認不清現實，一廂情願。對以上種種看法，我不想抗辯。但我知道的是，任何人類社會種種結構現象，小到消費行為，大到國際關係的合縱連橫，宏觀的歷史變遷，其最根本的構建單位，仍是社會體系當中無數個人，繼承其情感、價值、記憶，所做出的「決定」。因而，要跟結構搏鬥，最終，還是要回到人際間的感動與交流，來尋找化解。

菁英的指指點點？

第四種質疑，著眼我發言的「階級位置」。

這類批評，將我描述成一個「書讀太多」的「高學歷知識份子」，「高高在上」地指責「書讀得不多」、「不理性」的一般人。

造成這種感覺我很遺憾。特別是，長久以來我一直深信，知識份子不具有必然的優越性—— 他們只是長於論述，有偏狹，也會犯錯；雖然民主社會需要知識份子替大眾「展演」各種論述角度，但是再怎麼展演，大眾仍是真正的主人，知識份子充其量是主人的「幕僚」，提供建議卻無權越俎代庖。

那何以我的短文，仍造成這種感覺？主要原因，是該文原本設定的對話對象、選用的書寫風格，跟後來在網上流傳的閱讀脈絡之間，出現的落差：

如首段提到，五天前那篇短文，原只是做為對某些學界朋友的回應。社會上其它人怎麼罵我還不會太感慨，但這些朋友中，不乏思路清晰，訓練紮實、著作等身、教學認真、堪為我心中表率的人；沒想到楊淑君事件才爆發，就立馬開幹，考量這些朋友在我圈子中的洞見觀瞻，才會想為文回應。寫作當下，對話對象是受過專業理論訓練的同儕，所以我直於分析，沒有太多情緒鋪陳。而又由於我不想拘泥於單一事件，所以文中只談集體憤怒，更沒沒有半點提到楊淑君。

然而接下來幾天，這篇短文在轉寄與轉載中，遇見了許多「非我預期中的對話對象」，被放置在一個截然不同的脈絡中閱讀。本來是私下跟學友切磋的文字，忽然變得像是篇出現不恰當時機的公共發言，是搧向無數熱血國人的一巴掌，一把「插在自己人背上的刀」。即便該篇文章沒有提到楊淑君，我的論述，卻立刻跟被賦予如「反對為楊淑君討公道」等等，原本沒有的詮釋。

不過文本有其生命，一段逃逸出原本閱讀脈絡的文字，就像出門遊蕩的少年，如果意外闖了禍、傷了人，做為書寫者父母還是要出面陪不是。

關於楊淑君事件

最後回到事件本身，我先前的書寫中，有一關鍵看法需澄清修正：

事件頭兩天，我均認為，楊淑君「上場時多帶了兩片感應片」。當時判斷的依據，不是因為亞運官方說法，而是因為影片顯示，當楊淑君上場試踢後，主審將期其帶到休息區，由裁判從她襪中取出兩片感應片，楊與教練均無異議。我認為，這代表，楊與教練在當下也都同意，比賽不需安裝這組感應片，固謂之「多了兩片」。我當時也表明，為什麼會多這兩片，實為後續調查重點。

後來隨著電子襪設備代理商出面展示、說明，我們逐漸釐清，原包裝中即含有這兩片感應片，使用者很自然會隨手安裝，主觀上不會認為那兩片是多的。如此一來，前謂「多了兩片」，僅僅是相對於亞盟會「主張」的比賽規定而言，並不能推論到楊淑君有主觀犯意。甚至連比賽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規定，事前有沒有充分溝通，亞跆聯似乎僅有口頭說詞，至今都無法提出書面證據。

至於此事件的其它環節，這幾天浮現的各種證據報導，業已拼出個大概。雖然我以為，尚無積極證據能充分證明「事前陰謀」的存在，但亞跆聯在相關規定制訂、溝通、賽前裝備檢審、裁判過程，乃至事後溝通的一連串荒謬瑕疵，已為我們所共睹。甚至在關鍵時刻，洪性天與趙磊心中的拿捏決策，是否趁機便宜行事以謀私利，也確存可議空間。

我國選手承受的不正義，絕對需要矯正。這方面台灣社會業已給楊淑君熱烈的支持，而政府主導的後續訴訟已在進行。至於要循國際體育法庭仲裁，還是就地在廣州打毀謗官司等技術問題，已非我所能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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