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事件、金融風暴、后豐大橋的封橋紛擾、前第一夫人能否出庭的爭議— 最近一連串看似無關的新聞事件,貫穿一個共通面向,就是我們去定義、溝通、處理現代生活中的各種「風險」。從這幾個事件觀察,有幾個體會:
一、精緻風險討論的欠缺:台灣社會仍欠缺精緻的風險討論。一般民眾仍習慣將風險問題交給專家,罕能直接參與風險意義的釐清與協商。
二、溝通缺口:從后豐大橋事件、衛生署長下台,到台大醫院針對吳淑真案子的記者會,都看見專家系統的語言,與媒體常民語言間,有巨大的翻譯鴻溝。但是雙方目前都欠缺主動去跨越這個鴻溝的努力。專家很少有願意把話說的白的,都躲在「專業」的保護傘下,(電子)媒體也欠缺理解問題內在脈絡的耐心,都只要一個鏡頭,一句可以quote的聳動的話。
三、風險知覺的媒體動員:這種精緻討論的闕如,便造就了一個模糊空間,容許媒體在新形風險規模未定的時機,運用聳動標題「動員」閱聽人的恐懼焦慮,以刺激媒體的消費。
四、風險知覺的政治操作:同樣的模糊空間,也便縱容了一些政治人物(或距政治立場的特定媒體),依其政治立場與議程,來詮釋、解讀眼前風險的規模意義
五、風險判斷的外部依賴:特別是從毒奶檢驗標準與前衛生署長的下台,可以看見,台灣在風險判斷仍有嚴重對外依賴心態,不相信自己的專家系統,而需由第一世界的專家決議來justify本土專家系統的決議。
六、對科學確定性的不現實期待:台灣許多媒體與政客或是沒認識到,或是故意忽視,風險中必然的「不確定性」,以及評估與回應風險所需的「時間成本」。在幾個事件中包圍官員咄咄逼人的記者、或是立法院質詢台上氣憤謾罵的委員,很多時候,總在要求鏡頭前的官僚專家,在事發當下提供出更確定的標準與作法。這些表演當然有媒體與政壇現實的計算,但能夠提出這樣的要求而不汗顏,多少反映出台灣社會,對科技專業在計算與控制風險能力的不現實期待。
七、歷史性的信心缺口:相對於這種對科技專業的不現實期待,是對現實世界科技官僚的不信任。在這幾個事件中,代表民眾的媒體與民代都不再有過去那種,對專家無條件的信任;可整個社會卻也尚未跨越到,每個人學習自己參與決策、承擔風險的狀態。於是乎,舊的(對專家)信心已遠,新的(對親身參與)信心未起,整個台灣社會就像是卡在半途中,不知信心應著何處的缺口。
去年底寫的筆記,擱在電腦幾個月忽然想起,整理一下貼出來分享。新聞事件已經過了,不過當中想談的一些台灣風險政治的特徵,仍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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