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社會系陳東昇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內容是台灣社會學界人力供需 分析。該文先統計了目前在英美台灣三地就讀社會學博班的人數，入學年，並假設：(1) 每個學生平均七年畢業，且畢業後均回台求職 (2) 台灣職場社會學家（包含社會系與外系）總數維持不變，只有 退休人員自然釋出的缺額 (3) 每年未能找到位置的，會加入下一年度求職競爭。以上述條件估計，到2017年台灣學術職場無法吸納的社會學博士人數將達到180人！
這個結果，或多或少在許多還在博班或博後職場浮沈的人們心中，造成一些陰影。我後來也在一些私人通信中，跟一些前輩及學友有所討論。日前在FB上，把一段信中文字摘出，做為最近的心情，引起一些討論。摘錄如下：
Albert
「過度競爭下的零和邏輯，對於人際聯帶的傷害很大，不利於社群感的醞釀，也更容易逼迫個別成員對（不管合不合理的）「制度理性」的接納/ 臣服。本來，一年增加二三十位新血學人，不管將來在學院內外活動，如能組成一個有機的知識社群，可以形成台灣社會完善其「社會合理性」的重要力量。但在急遽增加的生存壓力中，如果我們這一代不共同思索回應，只是各自低頭努力，搶佔越益有限的缺額。我擔心的畫面是：晉升「贏家階級」的僥倖獲職者，因經歷殘酷競爭而內化其判準價值，繼續埋頭汲汲於新一輪搶位子遊戲，而屢投屢敗者則意志消沈、默默消失。最後不僅知識社群規模被限縮，許多人投入多年累積的知識技能被虛擲，社會學界也逐漸被某種「贏者/ 競爭文化」穿透 …… 」
劉立仁
這在 各行各業都有….
Chengwei Liu
這 可能是一個循環。當我們這一代過度競爭，下一代的競爭程 度很可能就會降低。任何有意識的干預不見得會讓事情變的更 好…
Shuwei Huang
那，又要如何組成一個有機的知識社群呢？
Albert Tzeng
＠立仁：確實市場/ 競爭邏輯對現代社會的穿透，無所不在。有一些「專業」（醫療、法律、學術），過去靠著對特定工作的制度性壟斷，還得以抗拒過度市場化對其專業尊嚴的侵踏，現在也紛紛淪陷。
其實，資本主義社會擴張下，對「人的處境」的反省，本就是社會學肇始的一向核心關懷。例如馬克斯談資本社會中人被迫遠離人性的「異化」，韋伯以「鐵籠」詮釋現代社會制度化邏輯。現在諷刺的是，連社會學者們也被整個體制的運作趕進鐵籠，體會異化 ..
＠正威：我同意歷史的進展，經常出現「不及-超過-平衡」的辯證結構。不過，這種來回擺盪之所以可能，源於系統中每個行動者的反省與調整。
所以「有意識的干預」好不好，就要看這所謂的 「干預」是什麼形式。如果是由少數權利菁英，由 上對下地發起制度變革（溫和的版本叫改革，極端的形式叫革 命），風險很大。
但如果是行動者自由的倡議集結，在流動的論述中加進一股對話的聲音，這種規模的「有意識的干預」，若會擴大其影響力，是以取得其它行動者的認同為前提。即使最後的結果不見得是「最理想的」（人們總要精力許多來回摸索才能接近理想），至少過程上較為正義。
＠Shuwei：最核心的 元素，是「具有公共性的對話與共作」。然而這看似 基本，在某些地方，已經出現因為競爭壓力加劇，連同個系 所的同仁，都很少知道彼此到底在做什麼 ( 我稱之為 “corruption of collegiality")，遑論真心的欣賞支持。如何創造平台，促使這種對話與共作，是我經常放在心上的（去年一年的seminar synergy 算是一個小成果）。
再 者，必須認真面對的，是對傳統學術建制名額有限下，造成 我們這一代學術同儕，在「身份」上難以避免的切割與分化。 如何擴大社會學知能能作用的空間（並讓同儕在經濟上得 以生存）是一件嚴峻的事，但更基本的，是我們這一代如何 能不掉入制度化的邏輯，以「求職結果」品評論斷他人的價值。
Shuwei Huang
@ALBERT：有沒有可能，那樣的社群，其實不應該在學院裡頭尋求？BTW， 山豬會所（Albert 註：指中研院，因鄰近「山豬窟」）實在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喔。
Chengwei Liu
你 講的是「應然」，我沒有不同意。但「實然」呢？你的核心 思想似乎映射著歷代知識份子對社會現狀不滿所提出的論述。 但他們多半以失敗作結。推動「應然」要從瞭解「實然」 做起才能事半功倍。直接的問題：要獲得其他行動者的認同， 你要能搬出吸引他們擺脫慣性的「牛肉」來。這些手段常會和你 所謂的「正義」不見得相契合…
Poe Yu-ze Wan
可以請樓上多說一點嗎？
Chengwei Liu
我猜想Albert認為的「應然」是至少有部分學者應該要體認現行遊戲規則的盲點，並起而說服更多人停止玩這個事實上沒有產出的學術遊戲。
上述論點建立在一個假設上：這個學術遊 戲的結果很糟。我前一個評論在挑戰這個假設。我 們只是運氣不好碰上了很遭的結果，但長期來說，塞翁失馬，焉 知非福。
我的第二個評論其實有點有失公允。或許目的是想提醒實際上的變革往往會傷了理想主義者的心。我來自商學院。社會學系目前碰上的趨勢，其實在商學院已經發生十年了。很多人想要變革，甚至每個人（包括遊戲勝利者）都知道這個遊戲產出很糟，但大家仍玩了十年。
不 過目前一些改變卻在出現，尤其在遊戲的先行者，如香港、 新加坡等地出現。這和任何人主動的倡導似乎無關。而是和 一些明顯的利益有關。比如說教授們投入過少精力在教學上， 商學院的主要「顧客」們(MBAs)不爽了。這些不爽反映在 排名上，使這些商學院必須進行改革。
要改革成功，要能說服多數人「牛肉」在看的到的不遠處。而這往往是理想主義者最束手無策之處…
Albert Tzeng
＠Shuwei: 你第一點提的沒錯，我所談的知識社群，不限於學院建置內的成員。根本信念上，我相信學院需要持續思考反省，其與更廣大社會脈絡 (媒體、社運、社區網路、文化產業) 知識工作者的互動。而我擔心的問題，就是加劇的競爭邏輯， 會讓學院的性格走向內向化，逐漸疏離者與外在公共脈絡的連 結。
這樣的情景，在美國社會學界發生於1980年代，歷史背景是出於對嬉皮年代的反動。而正是這二十多年走下來後，學界追求專業化、種內部績效，與對社會脈絡的疏離，促成幾年前公共設會學的倡議。
台灣在過去歷史上，或因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傳統，或因民主 化中的實踐機遇，社會學者的公共連結不僅比美國強，比諸 我對照的香港新加坡 (兩地均未經歷民主化，教育中，也不若台灣重視傳統中國士大夫文化的意識形態)，也有顯著對比。現下思考的重點，就 是這一波學院建置空間的希缺，以及競爭邏輯的加劇，是否會讓台灣走上美國走過的路。
最後，山豬會所特別之處，是建立博後、博培，以及訪問學員制度，讓某種青年學人的聚合操作成本大幅降低。不過結構僅提供條件，事情仍須由行動者發動。去年 seminar Synergy 能運作，靠的是所有參加者的投入與珍惜。
@毓澤: 謝謝你即時的插嘴，讓對話脈絡能更清楚。
@正威: 討論爭議的一個常見問題，就是對話雙方很容易挪移對話外的意 義脈絡，對彼此立場做出一些不見得那麼貼切假設。
其實我對重視研究產出的績效制度，不盡然否定。至少在許多地方，這套新遊戲提供了一組支點，讓某些過去可能會被學術慣習 (寡頭政治、紅包文化、對某種出身的制度性歧見等等) 打壓的學人，多一點對抗的籌碼。在這個議題上，我擔心的是 “單一標準的過度強勢" ，壓縮了學術界另類實踐的空間。
不過這串對話的源頭，不在於批判績效制度，而是去思考，可預見未來博士供大於求的歷史轉折，對於新生代學術社群可能造成的鍛殤，以及我們可能如何因應。在這個脈絡中談到的競爭邏輯，是結構變遷下的結果，不見得是由特定意識形態造成。
我非常同意，「應然」的討論不能脫離對「實然」的掌握。不過我也要提醒，「實然」面會如何展開，往往也來自於行動者的理性預期，以及對「應然」面的判斷。所以觀察現下的實然，最要小心的思考誤區，就是接受了某種現實決定論，忽略了人的集體能動性。（例如1980年代面對戒嚴的現實，若無爭取自由的應然想像，如何能盼到解嚴的變遷？）
從這個「應然/實然」辯證的點上，就可以談到歷史變遷的大辯證。是的，長期而言，歷史趨勢有修正調整的現象，而現實利益邏輯的影響，經常大於所謂的「理想主義者」。不過在我對權力運作的觀察上，這兩者不是對立。理想是地圖與的風帆，現實是風與浪，成熟的操帆手，要能懂得觀察運用現實利益的浪潮，讓其手中的風帆（理念）能發揮最大的效應。
以今天所談的為例，將來找不到工作的新科博士，以及國家社會對這些專才的閒置浪費，這都是實然層面，而不僅僅是應然層面的問題。
再進一步闡述，理念（以及知識份子）的作用之一， 就用論述幫整個社會照明自身的處境，以及前面的 路，並提出不同可能性的想像。如果我們總要袖手 旁觀等等大家狠狠的撞上，才來調整，我個人覺得有點消極。
希望以上論述有助於澄清彼此想法。
ChiaYu Chou
我不太清楚的是 ‘形成有機的知識社群’ 如何/多大程度 與現行遊戲規則相衝突? 我不太清楚討論串中所謂學界遊戲規則如何使得產出變糟 不過看起來問題似乎不在於’我們無法形成知識社群’ 問題好像是在於沒有這麼多位置給未來會被產出的許多博士新 手…如果是這個問題 我好奇如何能夠討論應然面…因為這似乎徹頭徹尾是一個市場的實際問題(需要更多教職)… 不過如果問題是在現在的博士為了糊口爭有限教職而與公共知識 社群漸行漸遠 那我就比較能夠理解在討論什麼了…抱歉 純粹是想釐清一下我的理解…
Albert Tzeng
哈 哈，好吧，我是該多做一點澄清，多給一些脈絡 … [略，同本文開頭說明文字。]
Chiayu 你的理解是我想談的其中一部分，不過不止於此。設想，研究 生階段互相支持對話的我們，日後很可能在求職的路上遭遇 大不同。這時候，學院外能創造多少知識實踐的場域，是一 個問題。但另一個也很貼身的問題是，那我們之間的相處、 友誼、信任、自在感，是否會受到很大挑戰？這是最出那段文字 的出發點。
Chengwei Liu
Albert，說的很有道理。三個不太完美的類比。第一，王安石。奉著理想主義改革，結果一塌糊塗。第二，張居正。在世改革雷厲風行，但死後政亡人息。第三，愛迪生。暗渡陳倉的說服(甚至愚弄)官方與大眾，使其電力系統得以取得煤氣系統。
王安石那是有志的知識份子要極力避免的。但有志又 有能力的知識份子常可能走上張居正的路。運氣好 點得以推廣政令改善社會，但運氣不好點下台後就 被原有力量反撲，運氣再差點就變成王安石。
知 識份子該學學愛迪生。瞭解「實然」的運作再因勢利導。過程可 參考下文：
Hargadon A, Douglas Y. 2001. When Innovations Meet Institutions: Edison and the Design of the Electric Ligh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6(3): 476-501
不過在環境不確定下，作個愛迪生還是會有危險。他努力推行的直流電系統最後還是不敵TESLA的交流電系統。誰知道我們現在相信得不得了的「應然」幾年會會不會都是錯的呢？
消極不見得是壞事。積極有很可能使事情更糟。瞭解這點後所產生的’pragmatic view’或許穩當些。
Patterns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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