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想像「合理的軍隊」嗎？── 從洪仲丘的猝死談起

… 軍隊為戰爭而存在，其形塑的許多價值，如「服從、紀律、榮譽、勇敢」等，本質上，都是為了在戰爭期間能催出最大團體戰力。而其中重要的心理機制，就是透過軍令的權威、從眾性、與對男性氣質的強調，去壓制軍人面對死亡的天然恐懼。在這種氛圍中，「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練」，而挑戰危險，突破極限是被鼓勵的。整體而言，這種文化，確實在一種粗放式的過程中提昇了整體官兵體能，但連帶代價，則是對風險的盲目踰越… 

這幾天讀到洪仲丘的新聞，我想到十四年前一段驚險往事。

1999年初夏，我剛剛在士林衛校完成醫務士訓，以該期第一名畢業的成績，歸建龍潭空特部862旅六營精誠連。回營第二天適逢休假，離營前我跟著全連一起做伏地挺身，原以為一如過往做五十下。沒想到帶隊班長卻是51、52地數下去。旁邊督導的士官長看我表情痛苦，還激了一聲「待升士官，不能丟臉呀！」

結果那天，我在痛苦掙扎中，咬牙跟著大家足足做了兩百下。

原來，當時全連剛結束谷關山訓，體力正值頂峰。據說之前在山上得揹人跑山路，體能訓練的基數也都比平時加倍。相對而言，士林衛校的課程以醫學護理為主，體能鍛鍊輕鬆許多，驟然回到部隊，差距十分顯著。

那天起身覺得雙臂腫脹，後來換便服時甚至無法自己更衣，須同伴協助。離營前我去找醫官問了一下，他提到最糟的「橫紋肌溶解」(Rhabdomyolysis)，不過「你不大可能啦，那個很難，如果到那個程度你早就痛死，撐不下去的。」為求安心，我還查了一下內科診斷手冊，看到主要症狀是「血色尿」，心裡還好剛上廁所沒有異樣。

當晚搭火車回到台中，回家一上廁所，「幹！」我看到馬桶瞬間染上如鐵鏽般的色澤。趕去台中803醫院掛急診，驗血發現平常只大約200左右的Creatine Kinase 濃度已經飆到一萬六（次日達兩萬三），立刻住院治療。「還好你來的早，」記得醫生是這麼說的，「如果不即時治療，通常四到七天就可能腎衰竭，致死率很高。」

治療主要就是打點滴，印象中開始一天打十二瓶，加上每天大量喝水，平均半小時上一次廁所。治療目的，是要加速清除血液中的肌紅蛋白，避免其塞住腎小管。那幾天身體腫的像是水球，皮膚壓下去都有種詭異的感覺。後來從803轉院到桃園804，前後住了一個月，才慢慢把Creatine 的濃度拉回正常範圍。

住院期間，醫官、連長、營輔導長、營長都紛紛來探視，每個長官都在問「為什麼？」為什麼我會發生橫紋肌溶解？ 也幾乎一致地叮囑「不要逞強」，表現出平時難得一見的懷柔。

█

洪仲丘的猝死，折射出軍中許多問題。隨著連日來案情漸次展開，我們看到標準不一的執法、未保密的離營座談、夾怨報復的志願役士官、濫權的副旅長、與法規錯用的程序問題。

這些都很可惡！

但就事論事，即便集合上述所有罪惡，充其量，就是把一個不該送禁閉的人送禁閉。這是冤枉、這是霸凌，卻不是「殺人」。以前我服務的醫務所隔壁就是禁閉室，來來去去關過無數人，也沒出過這樣的事。更不用說全國在禁閉室操過的人，少說也有上萬。邏輯上，把人「關進禁閉室」，不管有多大的惡意，最多是整人，卻不能直接等同於「殺人」。

我一直聚焦在想，造成洪仲丘死亡的直接原因。

有種大膽理論，認為洪的死是連上士官跟禁閉士戒護士共謀，惡意要致洪仲丘於死地。但以目前揭櫫的證據，可能性似乎不大。一來，軍中禁閉室鬧出人命，無論如何都會是大新聞，承受各界關注，當事人需承擔太大風險。如為任何原因意圖致人死地，在洪仲丘離營後再予秘密謀害，反而是比較合理的作法。再者，死後解剖並未發現加工傷害的跡象。僅憑連續體能操練，任何人都很難確保造成當事人死亡，這不像意圖謀殺的作法。所以在沒有進一步積極證據前，我不打算朝共謀殺人的方向討論。

回歸已知的事實，洪仲丘為什麼會猝死？

█

「為什麼」，是個能被無止境回答的問題。當年我經歷的橫紋肌溶解，跟洪仲丘的猝死，都至少有三層解釋：

一、生理上，我因操練過度損傷兩臂肌肉，組織破壞，導致大量肌紅蛋白滲入血液。洪因操練過度體熱無法有效發散，導致凝血功能下降，體內多處瀰漫性出血。這層並無懸念。

二、事件本身，我因為赴衛校受訓跟連上同袍形成體力差距，卻在「待升士官別丟臉」的壓力下「逞強」硬做。洪因戒護士「惡整」，多次以「你耍我呀」拒斥洪喝水或休息的請求，又忽視洪抽搐等身體異狀，延誤處理導致猝死。

不過我真正想討論的是第三層：我的「逞強」與戒護士的「惡整」，背後共同折射出的軍隊文化。

軍隊為戰爭而存在，其形塑的許多價值，如「服從、紀律、榮譽、勇敢」等，本質上，都是為了在戰爭期間能催出最大團體戰力。而其中重要的心理機制，就是透過軍令的權威、從眾性、與對男性氣質的強調，去壓制軍人面對死亡的天然恐懼。在這種氛圍中，「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練」，而挑戰危險，突破極限是被鼓勵的。整體而言，這種文化，確實在一種粗放式的過程中提昇了整體官兵體能，但連帶代價，則是對風險的盲目踰越。

所以當年即便我疼痛掙扎，士官長還是出言相激「不能丟臉」，我也硬撐跟同袍做到兩百下。而日前即便洪仲丘數度表示體力不支，戒護士（即便有惡整之心）還是敢叫囂「你耍我呀」，而洪也依然在對戒護士的服從意志下，一次次的完成，導致他最終死亡的每次體能操練。當年我的士官長跟洪的戒護士，都旁觀了他人的痛苦，但他們在軍中主流的文化下，傾向詮釋為「有待磨練」或「裝死」。我跟洪都有趴在地上不動的選擇，但我們都在軍中文化的陶冶下，硬是超過各自身體的極限。

只是我比他幸運。

█

構成這種風險環境的另一個因素，是系統性的「無知」。我的經歷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事發時，我才從醫務士官班以第一名畢業，並且取得初級急救員執照，理應對種種健康風險比一般人更警覺。但尷尬的事實是，當時我對「橫紋肌溶解」仍一無所知。後來探視的各級主官，也對這種症狀頗為陌生。我絕對相信，許多人也是因為這次洪仲丘的死亡，才聽說中暑會造成「瀰漫性血管內凝血不全」（DIC,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這不僅僅是「欠缺訓練」而已，而是凸顯出基層部隊長年來醫護人力的不足。

以我那屆台大醫學系畢業的數百名役男，據聞因為各個掌握驗退技術，真正有下部隊當醫官的只有個位數。我們營上除了一位國防醫學院畢業的正格醫官，只有一位獸醫系畢業的義務役醫官，而醫務室多數時間，只能讓像我這種半路出家、僅僅受過四個月醫護集訓的「醫務士」駐守看診。以當年在士林衛校同學們對醫療知識的掌握，我很難對基層部隊的醫護資源有信心。

連醫護人員都如此，我更難期待年輕氣盛、龍蛇雜處的基層幹部，真能分的清誰在「裝死」，誰是真正情況危急。

█

每次意外，都會帶來關於「國軍安全」的呼籲。往往會法辦一群人，有一陣宣導講習，一陣風聲鶴唳，但一如許多人早就預言的，最後總是無濟於事，只等著下一個倒楣鬼上新聞。其實戰爭本是人類史上最草菅人命的活動，因此基於備戰而存在的軍隊，在管理方針上，必然與個人權益存在多所牴觸。各種程序設計，若的落實能一定程度減少這類悲劇。但以國軍目前的規模與龍蛇雜處的程度，我總悲觀的認為，這類悲劇不是嚴懲幾個「魔頭」長官，撤換哪個國防部長，或採用任何一種管理規範能夠杜絕的。

根本的癥結，我直覺的認為，是台灣社會對「戰爭」如何想像，以及對「軍隊」的定位，以及在這種想像定位之下如何安放人的價值。

我對自己服役年代記得的，是一支在各種制度慣習上，沿襲二次大戰的戰爭經驗組建的部隊。那種戰爭邏輯重視大部隊正面對抗，輕忽小部隊作戰彈性；重視對軍令紀律服從的培養，輕忽單兵戰場判斷力的養成。因此教育訓練上，停留在如立正轉身正步折棉被等形式主義的要求，各種體力性的鑑測，與壕溝鐵絲網等傳統戰場的基本動作。而所謂「專業專長訓」，例如我的武器編制是輕機槍，也就是不斷重複槍枝的拆解保養組合，無聊低能到一種可怕的程度。在那種戰爭想像中，人，只是棋盤大局上可供揮霍的低級籌碼，陣亡是天經地義。這種文化下，又如何能保有對人的尊重？

在僵化而不重視個人的組織編制中，能力錯估、專長錯置，實為常態。而這種現象進一步受到「徵兵制」的強化。畢竟多數兵員只是一兩年過客，深入探索栽培不值，只能當成組織編制上的充員，輕忽其個人特質。而另一方面，相對於僵化的組織編制，軍中也發展出各種「權宜安排」的文化。例如我從機槍兵到醫務士，卻曾數度被借調出各種奇怪任務：例如帶隊翻譯美軍特戰教案，以及調去三軍大學替長官編輯「戰車營作戰講義」，甚至幫旅級長官準備考試題解。這種種「權宜變通」或多或少都涉及某種「造假」，涉及「因人設事」。有這樣的文化，又如何能夠讓人真正尊重，各種規劃出來的程序規範？

我不知精實案這十多年來，台灣軍旅有多少改變。但如果我上兩段描述，在下一代役男眼中讀來熟悉，那實在沒有太多樂觀的理由。

其實我不知道能怎麼建議。在根本立場上，我還無法合理地想像任何一場戰爭，因此我也沒有能力，去想像一種「合理的軍隊」。或許當我們接受戰爭泯滅人性的可能時，也就必須認識到，應因戰爭而生的軍隊，在組織文化上剝奪人性的必然。而這種最極端的剝奪形式，就是死亡。

延伸書寫
7.21  關於「公民1985行動聯盟」發起的720抗爭的九點筆記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