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軌的關廠工人，與一位要動腫瘤手術的好友

其實我暗自慶幸五號那晚有那群人在月台上怒喊「拖走」，因為有他們的不耐煩與憤怒，把事件衝突尖銳化，把關廠工人的身影襯托的更悲壯，也把更多沉默者內心對抗爭者的悲憫激發出來，更逼使大家去正視，台灣社會對勞資爭議中的受害勞方，同理心的吝嗇。

有人說「抗爭要有正確的方法！」義正辭嚴。
我要反問，關廠工人之前沒有用過相對「正確」的方法嗎？

所謂「正確方式」的抗爭

你知道，這群六七十歲的老先生、老太太，去年六月起，「相對正確地抗爭」過幾回嗎？我幫大家整理一下：

6/19 在桃園工總陪同下開記者會
7/4 在勞委會前夜宿大會師
7/17 向板橋法院提交異議狀
8/7 重回十六年前桃園的臥軌處抗爭（對，他們當年就臥軌過），然後北上在台北車站月台靜坐
9/10 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同時舉辦普渡大劈棺
11/27 跑去以行動劇呼應Economist「馬笨蛋」的報導，又跑去國民黨部送「打狗棒」

事實是上，他們半年多來一波波抗爭，換不來政府的積極回應。甚至，在這個充斥著假新聞的台灣，是要到「跨年夜癱瘓捷運」的行動倡議，才稍稍引起社會大眾注意。週二的集體臥軌，實在是這一連串沒有效果的行動後，走投無路的抉擇：如果不是造成其他人不方便，不是造成衝突爭議，如何能讓大家正視他們的處境？

為什麼抗爭？

話說回來，即使是經過昨夜的衝突抗爭，社會上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們到底為什麼抗爭？請自問，你知道嗎？

「因為老闆惡性倒閉、捲款逃逸，領不到積欠薪資與遣散費？」
錯！那是1996年的事了。當年，正是這群關廠工人在桃園臥軌抗爭，才換來勞委會介入，以「關廠歇業失業促進就業貸款」的名義，從就業安定基金撥款發給失業勞工，並由官員口頭承諾將向資方求償。此舉形同「代墊償付」廠商積欠的薪資與遣散費，讓這群弱勢失業工人，能得到國家法律下應有的基本保障。

(圖片來源：《工運春秋：工會法制80年》, 2011, 勞委會, 90頁。感謝 網友翻攝製圖)

只是當年說好要「向資方求償」的勞委會，多年來或因資方脫產掏空、或索賠不力，造成基金呆帳缺口。隨著十五年追討期限將至，去年，勞委會才在監察院與審計部的「糾正」壓力下，轉向這群底層勞工提告求償，要他們把十六年前拿到的「貸款」還回來，以避免「圖利他人」的瀆職刑責。

只是回看當年的協商情境，在關廠工人眼中，這筆錢是「欠薪」與「遣散費」，是他們辛苦勞動應有的所得，是失業後賴以生存的老本。勞委會的提告，等於要這群六七十歲處於社會底層的老人，把十六年前拿到的欠薪與遣散費吐出來。

我重說一次，叫這些社會底層的老人「把十六年前拿到的欠薪與遣散費，吐出來！」
因為無路可退，只好臥軌抗爭。

關廠的政治責任

「老闆跑了，為什麼要政府去擦屁股？」一些朋友如此質問。我反問，政府是否有責創造一個公平安全的勞動環境？是否有責減少勞工面對的職場風險？

當年一連串關廠外移，有政府經濟政策的波及，以及對企業經營狀況監管的鬆懈。大批勞工在關廠後陷入困境，也有政府未監督企業足額提撥，以及勞動安全網建構不足的失責。當年一千名關廠勞工的生存困境，勞委會以「貸款」名義來「代墊」並向資方求償，原是在當年制度環境不足下，稱得上有政治擔當的權宜措施。如果今天只因求償無門，回頭找受害勞工討貸款，那便是對自身政治責任的切割。

1996年臥軌案的義務辯護律師張炳煌曾提到，歐盟法有個法律原則：「國家對人民的賠償責任，不限於行政機關的故意過失致人民權利受損，立法權行使不當或怠於立法致損害人民權利時，在符合一 定要件時，也有國家賠償責任。」或許本案也提供一個契機，讓我們重新釐清我國政府對勞動者的責任範疇，並調整法規體系。

或許有天我也要罷工

十多年前第一次到倫敦，沒多久就碰上地鐵駕駛因為待遇談不攏而罷工。地鐵癱瘓，所以「數百萬」倫敦市民或改搭公車、或走路、或騎單車，甚至有不少人因此請假缺工。但我碰到的多數人，就只是默默忍受生活不便，當時某個朋友跟我說，因為「我們都是勞工，或許有天我也需要罷工，我也需要社會大眾對我的理解體諒。」

台灣社會也需要這樣的同理心，需要更多對勞資糾紛中受害者的支持，我們才能一起對抗日益崩壞的勞動環境。如果你覺得自己工時過長加班不停，如果你覺得薪資待遇遠遠落後於你的努力，如果你覺得連請個病假都要躊躇、懷孕就擔心會被解雇，如果你不確定老闆會不會積欠薪水忽然跑路，那就該對關廠工人多一點同理心。

那晚我若在現場，我不會介意自己行程被耽擱。至少對我而言，能去支持台灣社會對勞動者權益的重視，是比私人事務更重要的事。

做一件，對得起身為台灣勞工的事

我忽然想到，昨天聽一個好友提起月底要動的腫瘤手術，還不確定是否惡性：

「… 四年前那次動手術我就自己請辭。我覺得沒有辦法幫公司分擔工作，就不好意思。那時候我從來沒有從「勞工權益」的角度想過。

但這次我打算跟公司提，看能不能留職停薪。我現在覺得生病不是我的錯，養病是我的權益，我實在沒有必要對老闆那麼體貼，自己放棄喜歡的工作。雖然在這個產業很少聽人留職停薪，但我想看看公司會怎麼回應我的要求，看看老闆到底珍不珍惜員工。

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手術結果如何。萬一這是我最後一份工作，我也希望離開前，能做出一件，對得起自己曾身為台灣勞工的事。」

說得真好！勞動者的尊嚴，不是政府或老闆賞賜的，而是要我們每個人用自己的行動，不管是對勞動條件（休假、工時、薪資、勞安保障等）的爭取，在勞資爭議中的團結抗爭，或是作為一個旁觀者的體諒聲援，去共同爭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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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6  晚上後續討論摘要三點:

1. 憲政架構的瑕疵

下午看勞委會的反應，我琢磨為何其遲遲不能放棄訴訟？想了一下，初步覺得這是監察、行政、司法三權間的乒乓球。

簡單說：今日這則難題的根源，來自1996年政府以「就業貸款」形式來「墊付拖欠薪資與遣散費」的權宜作法。也就是說，這筆錢法律上這是貸款，但當時在關廠勞工眼中，卻視為是政府對掏空企業雇主責任的概括承受，兩者有不小落差。

十六年後的這次交手起於監察院。監察院察覺就業安定基金帳目中有一大筆未收貸款，對行政院下屬的勞委會提出糾正，於法有據。勞委會為了防禦，只好透過起訴把球丟給司法體系，避免犢職。只是球到了司法系統角度，法官又不能處理當初政策「用貸款形式來墊付」這個政策決定造成的瑕疵。三個體系都本於各自邏輯運作，卻就無法解決僵局。

如今解套，就是勞委會需要撥款代為償付積欠貸款，概括承受。這筆呆帳，就只能說是對於1996年以前兼管不力的學費。如果勞委會無法承擔起院際協調的工作，那也就只能請院長或總統府出面。

話說，先前台大對紹興社區的案子，也有相同結構。是否該來想想目前憲法架構的瑕疵？──也就是「監察院」的定位，特別在處理這些具有歷史共業性質的懸案時，依法論法而對行政院造成的剛性壓力/ 政治裁量空間的剝奪。

2. 憑什麼老闆跑了，政府要負責？

在版上出現的諸多質疑中，最常見的一種，是主張「政府不應該拿納稅人的錢去替逃跑的老闆擦屁股」。某個朋友的留言，頗能代表這種看法：

「… 老闆賺錢，有一堆條例等合法避稅。憑什麼老闆虧了/跑了，政府要付錢？就算員工生活困難，那仍然不是我們納稅人的責任…政府頂多已強制執行的方式，把老闆的東西儘量扣下來，可是如果老闆死的或沒有資產了，法律上政府也拿不到東西給受害者。就像殺人犯不論施以何種處罰，死掉的受害者也不可能得到任何補償。對我而言，我不希望我繳的稅是在擦別人的屁股」

我對這位老友的答覆如下：

一個事件，可以激起很多不同感受。我願意尊重你對此舉的不認同，但同樣的抗爭行動，讓我看見的是，現行法令與行政體制對於保障國民基本生存尊嚴的無能。

你的權責邏輯，反應的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解，這當中只涉及老闆與員工間的私人契約，政府不能用納稅人的錢來介入。而我的觀點，反應了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也就是認為任何理想的國家，政府有責保障每個國民基本的生存條件與尊嚴，也有責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包括工作要領的到薪水，被迫離職要拿的到遣散費。採取這種立場，除了實踐某些比較文明的人文理想，也能讓每個勞動者能夠有安心就業的環境，對整體經濟也有好處。

前述勞動者「基本權利」的內涵，則又隨著每個社會發展程度的不同，不斷改寫。例如在台灣，多數職場婦女懷孕就只能離職，在歐陸，若被迫離職責是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regnancy。

至於這種權利的保障，也不盡然都是要用稅金去填。應對措施，包括透過公司監察、金融監管、或預收保證金的方式，預防各種惡意歇業，以及資金與負責人的外逃（所以我認為政府對於1990年代相關措施的不足，需概括承受責任）。對於漏網風險，在很多國家，也會採取「就業保險」對各種職業風險提供理賠（職災、失業、公司倒閉）。台灣勞保即屬此類，只是保障範圍與額度比較受限。

以此案而言，當初「貸款」的財源，來自就業安定基金。而這筆基金的財源，來自聘用外勞的企業繳交的人頭稅。當中沒有你交的稅金，所以你別急著覺得自己被佔便宜。（更正：經網友提醒，才注意到就業安定基金有小部分國庫補貼，本年度占基金收入 5.8%，之前失查，在此致歉。）

【轉貼1996年聯福工人臥軌案義務辯護律師張炳煌留言，對這點有精采補充】

Bing-Huang Chang 我當年是擔任簡錫堦的辯護律師，但在那個時代，為社運抗爭辯護是「對牛彈琴」，對那些司法官僚起不了什麼作用的，君不見到今天仍有很多人用「新自由主 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在撻伐這些為了爭一口飯吃的社會底層失業工人，在窮盡「適當」管道後用最原始的方式爭取卑微權益的努力。

保障人民最基本的 生存是政府的憲法義務，況且勞委會當年沒有未善盡監督資方足額提撥之疏忽嗎! 當我們真正聽過他們敘說他們的血淚故事，就能感受那種做牛做馬老實工作一生，卻被資方背棄，不知明日生活費在何處的悲痛，而這個政府就是某程度的幫凶。

在 英國念歐盟法時學到一個法律原則，國家對人民的賠償責任，不限於行政機關的故意過失致人民權利受損，立法權行使不當或怠於立法致損害人民權利時，在符合一 定要件時，也有國家賠償責任。臺灣的國賠法將國家賠償責任限制在行政權行使，或許該是討論立法違反平等權或生存權是否應負擔國家賠償責任的時候了!

3. 依法行事？政府的詐欺嫌疑

還有些朋友，強調「依法行事」的重要。例如某個朋友提到：

「既然當初已經協調好是用貸款的形式給予現金好救急，勞工簽字後就必然負擔還款的義務了。如果當時不願意接受打折扣的解決方案，寧願拼死抗戰到底，就不應該簽字，不應該簽了字之後才來反悔地說自己被騙了。」

我的簡單回答是：

如果十六年前我騙你哄你讓你簽下一個不利的契約，十六年後對當年口頭承諾一概不認，你可能只能認了。但就目前各方說詞，十六年前是勞委會的政府官員承諾「不會找勞工來索討這筆錢」，大家是相信官方說法而簽下去。今天若忽視當年的政治溝通過程，只拿著契約書大談「依法行政」，政府行為本質上就是詐欺。

而我不能忍受一個詐欺政府。

2013.2.7. 15:30 第二次補充：「抗爭手段侵犯公益、不合法」？

許多回應，針對的是抗爭手段不正確、不合法，這點我在文章一開始已經討論到，但一直不是我關注重點。剛剛在Dscher-Han Huang臉書有與網友趙先生有一段激烈對話，將一些癥結多疏理了一點，摘要部分發言如下。當中板主的介入也有可觀之處，一併收錄。

趙先生   可以因為自己受到冤屈，選擇這種會傷害社會公益的形式，來讓別人注意到自己嗎？社會運動是會帶來一些外部成本（比如說噪音和交通阻塞），我相信盡可能的降低外部成本，這是大家的共識。在讓別人注意到自己的事情上面，犧牲並耽誤掉5800名台鐵旅客的時間，這是必要的犧牲?  就那些被耽誤時間的旅客，他們的遲到，或許會讓他們同時也失去一些重要的東西。憑什麼要求他們這些無辜群眾就該為此而犧牲？ 難道除此之外，這些關廠工人就沒有讓社會注意到的管道? 除了選擇傷害別人權益的方式，絕食或者像西藏那群抗爭者抗議中共的方式，試過了嗎? 或是學學印度聖雄甘地？

Albert 這場抗爭，在手段上，無疑是有瑕疵/爭議的。基於對多元價值的信念，我十分支持每個人都有選擇「不同意」這種抗爭模式的權利。

我個人願意同情抗爭者，如果在現場，我也不會介意自己耽擱一些時間。因為比起私人的事，我覺得能夠去支持台灣社會對勞動者權益的重視，是更重要的大事。 但我深知這只是我自己的判斷選擇，我也不打算花力氣去說服所有人，這個作法是應該被接受的。

對 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此事彰顯的，台灣當前制度對「勞動者基本權益」保護不周的問題。政府無力於防止廠商欠薪惡意外逃，只是一例。無法防止無止盡的加 班、責任制、職災、過勞死等，是更大的圖像。這跟台灣長年欠缺左派論述有關，跟勞動者普遍欠缺勞動權利意識有關，也跟勞動階級彼此欠缺有機的團結有關。

所以我從關廠工人的抗爭出發，但最後寫到英國的地鐵罷工，以及那位要動手術的朋友。串成一線的，其實是勞重者對自身權利的自覺與爭取。至於這次罷工手段是否合宜，反而不是我企圖申論的重點。

回到本案為，拿甘地做例子不洽當。當年甘地訴求的是反殖民，是整體印度人的共同利益，所以和平卻有龐大的力量支持。但關廠工人只有數百，是社會上的少數。其實示威也示威過，靜坐也靜坐過，就是因為半年多次抗爭仍無效，才需要拉高到違法的地步。就這兩天引起的爭議關注與討論，至少這個目的是成功的。

至於要這群六七十歲的老先生老太太，先用傷害自己的方式來抗議，我個人覺得欠缺人性。

趙先生 所以在爭取勞工權益上，即使以違法的手段去爭取，也該被合理化？以台灣的現狀，是現有的法律與體制，已經完全不足以解決社會問題，非得要無視現有法律發動革命不可？顛覆掉原有的法治社會？

我自己觀察到的社會現象: 法律這東西，經常在某些人的個人情感面前，變得一文不值。個人的主觀情感，經常會放大一些事物的價值，也會縮小一些事物的價值，讓人難以客觀的去看待事物。

Albert 「法律」理論上是人們透過政治程序訂出來，在絕大多數時夠應該遵守。但法律也常代表某種過時的權利觀，需要經常被重新檢視調整。在法律體系的史上，進步與改革，經常是透過一些對既有法律的衝撞，才得以凸顯其中的不合理處。

士林王家就是一例，沒有那樣的衝撞，怎麼看的出都更條例吃人的瑕疵？野草莓也是一例，正是其對集會遊行法的衝撞，才凸顯出民主時代某些法條的不合時宜，也讓承審法官直接交給大法官釋憲。更不用說早年的動員戡亂時期條款，刑法一百條等等惡法。

趙先生 如果你主張可以用傷害社會的方式來發聲。那政府是否可以用他們行為所造成的結果，檢察官以刑法第184條對他們的行為提起公訴? 

刑法第184條規定「損壞軌道、燈塔、標識或以他法致生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往來之危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前項之舟、車、航空機傾覆或破壞者，依前條第一項之規定處斷。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單就這群人癱瘓鐵路的行為，這對錯沒有爭議，違法就是違法，不能因為同情他們的動機而就將其合理化。

Albert 政府有權利這麼做，但也須接受社會公評。而且大陣仗的臥軌行為，欠缺「危害公共交通」的故意，也沒有造成實質危險的成果，在事實認定上法院是否支持此觀點也有疑義。某種意義上，他們的作為，就像政府因為某些慶典進行交通管制，都是為了追求某種上位利益，而去犧牲某些公共利益。

在歐洲許多國家的判例中，勞資糾紛因為涉及社會公眾利益，可以成為「阻卻違法」的事由。台灣部分的法律見解我並未耙梳，但若政府提告，倒是可以在本案的審判中被釐清。

而即便回到法條本身，本案當事人只有「佔據」卻未「損害」軌道。他們只是「阻止」火車運輸，因為他們大張旗鼓，讓司機與站務人員都知道不能開車，所以也並未「造成往來之危險」。以法論法，他們的作為是否符合刑184條之構成要件，都還有爭議。

我還要提醒，今天台灣勞工能享有的某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也正是這群工人十六年前在桃園臥軌換來的。如果我們享受著他們十六年前違法犯紀換來的成果，今天，實在不宜對他們的苦難無動於衷。

 

 Dscher-Han Huang  我覺得我們的討論應該更細膩一點：
1、我沒有看到勞工自己「合理化」這些抗議手段的主張，相反地，他們對大眾道歉。

2、主張個人權益，不免會帶有個人情感的表達，但爭取的不是情感的宣洩、而是客觀的權益。而個人權益通常與公眾權益不能一刀兩斷。後者之個別具體的表現，即是前者。

3、 如果以效益為原則，則對抗議手段除了計算社會成本外、也需要計算社會收益，不能只單計社會成本。例如影響5800人一天的交通權益，如果能換取台灣勞工退 休保障的健全制度，這樣是否划算？這些效益怎麼算都不會精確，詮釋空間大，容易各方各執一詞。因此我建議先把效益問題擺一邊。

4、即使單單計算社會成本，我們也不能假定5800人的權益都是受到負面影響的而傾向反對抗議。例如，假使Albert Tzeng和我身處現場，應該都不會認為我們受到什麼太大的「傷害」，我們反而會樂於見到其中社會進步的契機。這是個人主觀的問題，因此在論斷「社會傷害」之前，至少我們必須一個一個調查清楚，不應假定傷害的程度。

5、臥軌是很具爭議的手段，在一個社會運動與社會正義的脈絡下，法治不是「唯一有效」的最高原則。面對這種複雜的爭議性，我們應該更仔細地考量各種對立原則的衝撞，而不是單方面地主張法治原則。

6. 大張旗鼓，在「停靠中的」列車前佔據軌道，我想，是否造成公共危險，是有爭議的。即使在此爭議的詮釋空間下，法官仍判斷涉及公共危險，上述「阻隔違法」的原則也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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