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炆煋的驟逝，我未竟的夢

驟聞一向硬朗的大伯在夏威夷因手術併發症去世，才七十七歲，震驚難過。

大伯原叫曾炆煋（許多著作印作曾文星)，台大醫學系畢業後，赴美攻讀精神醫學，後來在夏威夷大學任教到退休。1970-80 年代楊國樞、李亦園等人推動「中國人性格」與後來「社會行為科學中國化」時，他也曾躬逢其盛，寫過一些文章。回想起來中學時對心理學最初的興趣，就是在家中看到他編的書所啟迪的。

原本，我一直希望自己在學界若能站穩腳步，想找他好好聊聊當年點滴，對話彼此在東西文化間穿梭的體會反省。忽然，卻發現一切來不及了；是他走的太驟然，卻也是我走得太慢。

這幾天家父剛好眼角膜受傷感染，視力受損，不良於行。剛剛在電話中，因為無法赴美親自為大哥送別，痛哭失聲。尤其他知道噩耗的第一時間，分別打了我跟舍妹的電話，才赫然發現我在英國、舍妹在日本，頓覺無助。此次行前只跟媽講了，未特別跟父親稟告，是我不孝。

其實大伯當年赴美後，只有學術會議才會回來。爺爺奶奶的晚年，大伯參與有限，卻又最深得兩老掛心。這種對「缺席長子」的偏愛，還曾造成某些親戚心中的相對剝奪感。然而我心中清楚，赴美任教的大伯，一直是我父親心中一種渴望而未能企及的參照點。甚至我小學時候，他跟我提過以後要「念博士，甚至去美國工作」，顯然是將這份未竟的夢，投射在我身上。

不過，當我十年前離開化學心理，轉向社會學時，就已將自己夢想的地標從海外拉回台灣，跟父親的夢分道揚鑣。這些年來，父親對我種種選擇的不理解，也是我不得不去面對的張力。

或許，正也因這些層層疊疊的家族記憶，遠在夏威夷的大伯，也隱隱然成為我的一個定義自身脈絡參照點。特別是，雖然我選擇的生涯軌跡不同，路上，卻處處可以看見大伯的痕跡。

大伯雖然受教執業於美國，身上卻有濃重的，承襲自爺爺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在日據時代成長形塑的日本文化。三種文化的張力也構成其學術關懷沃土，成為他多年來寫作圍繞的主軸。然而，大伯三個孩子，除大堂哥曾在台灣求學，說的上一點中文，兩個堂姊都完全受美國化的教育。堂哥後來專精的是電腦科技、兩位堂姊則在生技與商業，也全無繼承大伯在心理社會領域的關懷。反是我在過去十多年的學習中，從心理精神分析延伸到對社會行為科學方法論的反省，總不時會碰觸到大伯寫過的文字。

在那些片刻，我總有預感，有那麼一天我得到他面前，以一個家族晚輩之姿，回應他當年曾嘗試處理的問題。而我似乎覺得，如果我能讓大伯也認可，便也能間接贏得我父親的認同。

但這個畫面，終究是在還來不及實現前，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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