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戳的秘密》之後：科學定義的政治、「不專業」的話語權、與紀錄片的倫理反省

摘要：李惠仁用《不能戳的秘密》，踢爆農委會防疫決策的爭議，扳倒了象徵失職官僚的防檢局長。我為一方面為李導喝采，一方面也在這部片引起的心靈餘波中，獨自查證思索了幾天。在這篇不算短的文章中，我將（一）追索「高病原性」的定義，並屆此對官僚專家的失職形成不同的詮釋。（二）簡單對比，我與李導對「科學與政治」介面的介入。（三）為李惠仁專業知識上的錯誤辯護，強調知識分子 has the right to be wrong，以及為什麼。（四）反省影片中對學者專家的片面呈現，所牽扯到的倫理問題。

獨立媒體人李惠仁用了六年時間，獨立調查，製作了一部《不能戳的秘密》，踢爆農委會防疫決策的爭議，用鏡頭讓許多專家學者難堪，最後用一卷會議錄音，扳倒了象徵失職官僚的防檢局長。過去幾天的新聞，宛如大衛戰勝巨人哥利亞，媒體一片叫好。

我也要說：李導，幹的好！── 畢竟，如果沒有這部片，我們無從察覺禽流感高低病源性的判定爭議，無從檢視相關決策過程與農委會的行政專權，無從反省「學者專家」扮演的角色。

然而，鬥倒了一個防檢局長之，我們到底能從這個事件中學到什麼？很多人或許認為，李惠仁拿著科學證據，照出現在官僚的迂腐，以及學者的墮落！不就是這樣嗎？

對此，我有一些不同的查證思索。

一「高病源性」定義

2009五月版的新標準

耙梳這個爭議，主要的癥結，是對「高病源性禽流感」（HPAI, High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定義的分歧。

我查了國際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的《陸生動物診斷與疫苗手冊》。其中 Chapter 2.3.4 是關於禽流感的，其中第四到第五頁以藍字詳細說明了，2009年五月起對「高病源性」採用的新界定標準。

依此界定標準，高病源性禽流感指：

A1. 八隻以上4-8週齡易感染雞種，接受0.2ml靜脈內接種十倍稀釋病毒液後，有75%以上在十天內死亡

或是

A2. 4-8週「無特定抗體」(SAN, Specific Antibody Negative) 雞，最好是「無特定病原」（SPF, Specific Pathogen Free）雞，靜脈內接種指數 (IVPI)大於1.2

B.    此外，對於H5或H7病毒，若其HA蛋白切割連接處的鹼性氨基酸序列類似於其他HPAI病毒株的序列，也將被視為高病源性。

回看《不能戳的秘密》，李惠仁對高病源性的定義摘要（36:56）, 雖不夠完整，邏輯上頗接近。相對而言，動檢所長與防檢局長強調要「考慮實際面」，需有高致死率的「臨床標準」，顯然不一致。

定義：歷史回顧

然而回過頭來，前述定義，遲至2009年才採用。那之前的定義又是如何呢?

想釐清這點，我花了兩天找資料，可惜一來OIE網站只有最新版本的手冊，不見歷史文獻，二來我的學校帳號掛在社會系，看不了多數醫學與公衛期刊（所以我反對期刊被資料庫壟斷），三來這確實不是我專業，初讀文獻也真有一點辛苦。不過一天下來，還是拼湊出一些輪廓，整理在這：

首先，追本溯源，「高病源性」概念的直觀定義，確指「能在短時間內造成禽類大量感染死亡」的病毒，以與其他多數低致病性的病毒區別。這樣的概念仍出現在多數簡介性的文本，例如美國疾管局、歐盟FLU-LAB NET等網站。

只是在禽類傳染的診斷防治實務上，「高病原性」這個描述概念，必須轉譯成一組由實驗與臨床技術界定「操作型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

1981年第一屆禽流感國際會議上，通過以「八隻以上實驗雞隻靜脈接種，達75%以上致死率」為標準。這個定義活體致死率，仍十分接近「高病原性」的原初概念。

只是此定義才通過，便遭臨重大挑戰。1983-84年間，美國賓州與維州爆發重大H5N2禽流感疫情，原來是某個原本判定低病原性的病毒，經過一個小突變，轉而具備高傳染力。這個事件，凸顯出原本定義的風險缺口，引起禽流感專家DJ Alexander指出影響高病原性判準的複雜因素，也促使OIE在1992通過新的判準。

1992年的準則，一併考慮了「雞隻的致病性、細胞培養，以及胺基酸序列」（前引新版手冊 Ch2.3.4, p4）三方面的指標。我手邊未找到這份準則的直接文獻，不過有一篇OIE在2000出版的文章，可能引用的是該版定義：

「高病原性」一辭，指病毒對雞隻有高致命性（highly virulent），並且（AND）驗證符合下面三個條件中任何一個：
A. 八隻以上4-8週齡易感染雞種，接受0.2ml靜脈內接種十倍稀釋病毒液後，有75%以上在十天內死亡

B. 任何不符合上述條件的H5或H7病毒，但其HA蛋白切割連接處的鹼性氨基酸序列類似於其他HPAI病毒株的序列

C. 任何非H5或H7亞種之流感病毒，在八隻接種雞之中造成75%以下的死亡，並在沒有添加胰蛋白時，仍能透過細胞培養

這邊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組定義，雖然羅列了分子生物學（B）與細胞培養（A）的指標，其仍將臨床上的「高致死率」，並列為「必須條件」。這個標準，其實與農委會官員們所用的標準較接近 （記得動檢所長語焉不詳地說 AND 跟OR嗎？）

那這套判準用到什麼時候呢？

首先我在2002年看到DJ Alexander（又是他）的一篇文章，呼籲檢討這個判準。該文重點在強調，H5與H7一些（依原先標準）「低病原型病毒」，仍有突變成為高病原型的風險，建議也須納入管制。

於是2009年，我們看到最新、最寬鬆的標準被OIE採納。

此時回看2010年彰化感染事件的爭議，我們能對防檢許局長、動物試驗所黃所長，以及與會專家的語焉不詳多了一點理解。當李導指控他們「扭曲標準、竄改實驗」時，或許這群官僚學者在主觀上，認為自己只是「選擇遵照過去（一年前才改）的標準」。他們應知道這當中的潛在爭議，但考量其他因素，便睜一隻眼、閉一支眼地「因循沿用」。

兩種立場的拉扯：OIE vs. 國家農政單位

為什麼因循？

我想，這應談到「高病原性」定義變遷中兩種價值立場的拉扯，以及國際組織與國家政府這兩種行為者，與兩種立場間的「相對親近性」。

第一種立場，強調整體安全至上，傾向擴大認定範圍，寧可錯殺，不能縱容風險。例如1992與2009年兩次定義的修改，都或多或少，把一些先前不會被界定為「高病原性」的病毒納入。從國際組織的角度，為了對疫情有更完整嚴密的掌握，傾向這種立場。至於擴充定義後要撲殺多少雞隻，或許不是他們需要考慮的重點。

第二種立場，則擔憂定義範圍太大，會導致大眾不必要的恐慌，以及雞農過度頻繁的撲殺，傷害產業利益。這種立場通常由國家的農政單位所代表。例如農委會自身，以及其所宣稱，美國澳洲針對H5N2病毒，堅持考慮臨床致死率的「美澳模式」。（農委會宣稱的「美澳模式」，我還沒找到相關資料（徵求文獻！），不過倒是看到一篇文章，談德州2004年H5N2感染，強調「其病毒符合分子生物學上對HPAI的定義，卻在臨床表現卻如低病原性」，造成認定爭議。）

如果OIE與地方農政單位之間確實存在這樣的拉扯，需進一步釐清的問題是：

一、 OIE這種國際組織制定的判準，對於個別國家農政單位的法定約束力有多少？例如我從OIE的文件中看到，「成員國實驗設備技術跟不上OIE建議的檢驗方法」，常是防治工作推行的主要阻礙。從這種觀點，似乎OIE的診斷手冊並不具強制力？

二、而從各國政府的角度，對於OIE的建議，是否理應無條件配合，還是能保有異議空間？例如各國政府考量在地農損，對於新標準納入「高病源性」範疇的感染家禽，若也須比照往例無條件撲殺？

如果第二個問題的答案為肯定的，隨之而來的問題是：OIE的標準，會不會成為某些特定國家（如美國）外銷禽肉的外圍打手？

希望大家能配合美牛爭議，想一想。

二、用科學打政治 vs. 科學中的政治

 走筆至此， 我發現我跟李惠仁從不同的角度，論證同一個主題。

李導用OIE為標準，批評農委會官僚體系選擇性地挪用概念、隱匿實驗結果，並以政治力量介入專家審查會議。我則是反過來討論，OIE標準變動的形塑，以及其背後，是否也隱喻了某些政治力量？

我們都聚焦於「科學標準背後的政治力量」。只是，我們的觀點也有分歧。

李導「以科學打政治」，代表他仍相信OIE標準的客觀公正。他眼中農委會破壞的，是科學的價值、是一種實質正義。我因意識到所謂「科學標準」在歷史上的變動，及其反應的宏觀政治結構，著重強調「科學中的政治」。所以我認為農委會傷害的，是一種程序正義。

三、打破公共言說中的保守主義：“The Right to be Wrong”

李惠仁半路出家，用科學打政治，不意外的引起某些相關專業背景論者的批評（甚至是訕笑），指出其中諸多推論過度之處，例如：

–          微生物免疫老師Yu-Chung Chang的看法

–          這段網路討論中Spermwarm網友的發言

–          以及養雞現場工作者陳壁昇針對李導第二部片《不能戳的秘密之病毒失蹤事件簿》的回應

我同意，李惠仁在兩部紀錄片中（特別是第二部），有好幾個關鍵知識的偏差，與推論過度的問題。也要肯定這些學有專精的人，釐清該些疑點。

但若因李惠仁欠缺相關專業、說了一些錯話，而否定其努力價值。我想問，「那些來自專業領域、不犯錯的人，又對這個議題做過什麼貢獻？為什麼偏偏是這樣一個生化領域的門外漢，才能撞開這個黑箱子，指出當中的問題？」

這個質問，其實指向對台灣社會一個基本迷思。我們這一代，在科學專業主義的啟蒙下，相信專業，熟知「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教導。重視證據，是專業社群應有的價值。但挪用到公共言說場域的過度強調，卻會塑造出一種保守的氛圍。在這種氛圍中，彷彿沒有確實證據，就不能提出疑點；彷彿你不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就「沒有資格」參與討論；而如果「連一些基本觀念都搞不清楚」，整體言論就都沒有參考的價值。

但在健康的民主社會中，這些觀點都不能成立。

一方面、當代社會許多機構（如政府、財團）擁有過大的權力，也善於隱匿不利於己的相關證據。如果要求所有揭發人都需要掌握充分證據，往往對前者的權力弊端難以撼動。回看歷史，有許多弊案的揭發，正是起源於某個公民「欠缺充分證據的合理的懷疑」，引起後續的媒體調查。

另一方面、專家學有專精，卻無能涵蓋多數當代社會公共議題中，所涉及的諸多面相，甚至容易受限於某種行業的慣常觀點，產生特定盲點。民主政體的正當性，仍來自於公民對這些公共決策有意義的參與，所以不熟悉，代表的只是需要徵詢專家的證詞，不能作為「審議參與」的障礙。而若由一個非專家來提出挑戰，論述中的瑕疵，在所難免。這時有意義的，不是在這些技術細節去非難論者，而是想想整個發言中，能否有值得汲取的養分。

回看李惠仁的紀錄片，雖然有很多論證瑕疵，但是他看見重要問題，紮實地蒐集資料，也提出言而有物的批判（雖然帶著某些臆測）。他讓黑箱作業的政治過程曝光，讓風險政治得以被民眾參與，也讓各方專家有對話的舞台。我們對這種力量，需要的是支持鼓勵，不是譏諷打壓。

最後引用之前寫過的一段文字：

「… （我的指導教授）Steve Fuller甚至主張，知識份子甚至應有「說錯話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wrong)。因為，如果我們要求每個人必須確定所言為真，才准發言，那整個社會將變得十分寂靜 ，許多（實驗性的、可供公評爭辯的）觀點，將無法浮現在大家的認知視野中… 」

四、公審專家的倫理問題

紀錄片的本身，如果說有什麼地方讓我不安，大概是其對與會專家的鏡頭呈現，形成一種不對等的詮釋暴力。

李惠仁認為他有理由這樣做。因為他認定，這些專家嚴重失責，甚至臆測他們可能是因為申請大筆研究經費、「拿人手軟」。實際上，這些專家也確實失責，開了諮詢會議卻任憑行政體系主導，沒有發出異議。理由，或許也如我前文所推測的，他們覺得這只是「沿用」過去標準，稱不上嚴重的造假。而且長年跟農委會合作，或許在思維上，也都早已先入為主地認同，「保障雞農權益」而慎重的必要。

可是我躊躇的地方有二：

一、專家學者，畢竟不是責任政治主體。政府今天找他們背書，問責不清，是政府的問題。與會專家即使沒有發揮理想的角色，是否就得承擔如此高的公審壓力？

二、紀錄片工作者，即使本意良善，有權在未經對方同意下（有嗎），直接錄影或就電話訪談進行側錄，並毫無匿名保護地剪接後製，以公審形式呈現嗎？

舉三個或有爭議的例子：

1. 導演去屏東某大訪問一個學者，對方明明不希望被錄影，卻仍被強迫錄相。這裡涉及對個人隱私權的剝奪。
2. 在某專家掛完電話後，李導刻意多追問了「x老師、x老師」，製造戲劇效果。3. 李導將跟黃所長或許局長的訪談，剪接加註「聽不懂，這是應付一般人的話術」（至少黃所長那段我聽懂了），這涉及一種很武斷的詮釋。

媒體確實有「逼視」的權力，但其對象應嚴格侷限在「公眾人物的公共角色」。我雖主張專家學者雖應學習面對公眾，但現階段作為「諮詢角色」的專家們，這種程度的媒體凝視，我以為超出比例。

以上幾個地方處理的不細緻，在一定程度上，減損了這部片的公信力與格局，甚至，有違反「個資法」與侵犯「人格權」的嫌疑，甚為可惜。

結論

兩天的查證思考，換來將近五千字的書寫。不過我所付出的，遠遠比不上李惠仁六年努力。沒有他的努力，不會有後續的討論爭辯，也不會有我這篇文字。對於李導，我仍願表達由衷敬佩！許多人批評紀錄片「專業知識不足」，也點出許多推論的瑕疵。我雖同意這點觀察，卻認為「知識分子有犯錯的權利」，並反對那種以專業、證據決定「發言權」的保守主義。

不過敬佩歸敬佩，歧見還是要說。從對「高病原性」定義的查考，我認為李導過於執著OIE 在2009年採用的新標準，視之為絕對科學標準（用以批判台灣政治），相對忽視這個概念定義的歷史變遷。這種執著，使其將相關政府官僚專家的對過期定義「因循沿用」，呈現為惡性更重大的「扭曲隱匿」。此舉雖能強化新聞傳播效果，卻不免在更長期的檢視下，損及自身公信力，也錯失聚焦「高病原性」界定背後更大政治脈絡的機會。此外，紀錄片對許多與會專家的逼視，也混淆了責任政治的究責邏輯（畢竟專家們並非責任政治的主體），並涉及媒體製作過程中，對個人隱私尊重不足與詮釋暴力的倫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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