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缺口，與年輕世代的失落 – 答黃哲翰

在德國念哲學的學友哲翰寫了〈台灣年輕人對民主自豪，甚至是太自豪了〉一文，先從從台灣年輕人對民主的空泛自豪談起，對當前台灣青年虛無蒼白、對政治無力，沈溺於消費主義，與去脈絡的「個人自由」迷思，有精采的詮釋側寫。接著，文中將這種「令人失望的灰濛無力」，歸因於「資本金權」對生活政治的穿透。

兩層論述，都有讓人擊節讚賞之處。例如在，哲翰析辨了民主vs自由 在價值位階上的不同（工具價值vs. 終極價值），並將年輕人對「民主」口號式的自豪，連結到對「個人自由」想像式的安頓。所以我立即推薦轉貼。

不過兩層論述，也都有讓我推敲再三，激發出不同看法之處。

「運用民主」的技能落差

先說第一層，哲翰的文字，顯然呼應了許多人對台灣年輕一代的悲觀感受，也引起很大的共鳴（我一轉貼，一晚上就見到近二十個朋友再度轉貼）。我不否認，許多朋友也都曾在生活中某些時刻，有過類似觀察感受。

然而在我們聊到這種瀰漫於網路上的，年輕世代的「漠不關心」、自溺、無力時，我卻也常提醒自己，像在樂生、野草莓、反國光、農陣、台大校園抗爭這一系列活動中，存在的一股，比起我們世代更鮮明可見的行動主義（雖然相當程度可以歸因於，網路環境減低了表態與動員的成本）。更不用說這個世代，比起過去，多出許多得以透過選戰工讀、民代助理，親身參與政治的年輕人。

這種看似矛盾的觀察，讓我不能確定，在多大程度上，我們能夠化約式地去概說這個世代的特質。或許整體而言，有哲翰說的，一種朝向無力感的趨勢。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或許是隨著各種政治模式的開展，造成一種對「政治近用能力」明顯不均的一代。

政治民主化，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更能回應民眾選擇的政治體制，也同時代表，「如何運用民主」，也成為公民應有的一組技能。但這組技能有不同程度的版本。基本版是隨喜好投票，不管你有多少意見，就是一個票一個章，這是一個「頻寬」甚窄的溝通渠道。中階版，則包括首長信箱、1999、出席公聽會、參加遊行。進階版，則包括倡議團體、社運組織、或實際參與基層政治工作（國會助理、選舉）。終極版，則是直接參政，成為候選人或政務官。越往後面，涉及的「頻寬」越大，但所需要的技能、見識、與社會資本也越高。

如果說，網路科技的普及，造成某種 digital divide，當代台灣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似乎也在年輕世代呈現某種因為「政治進用能力」落差而造成的political access divide。多數年輕人，或許只會去投票，是無力的。但同時卻也多出許多，投身社運、公民團體、基層政治的年輕人，展現出另一種氣象。

不過我姑且先接受該文第一層的觀察，以方便下一層的討論。

無力感的來源：形式民主下，實質民主的闕如

關於第二層，我同意「資本金權」對生活的穿透，不利於公共政治的發展。我也同意消費主義的崛起，替對公共生活失望的年輕世代，提供一種認同標的，與遁逃。但這兩者，我以為不足以充分說明，台灣當前這種「灰濛無力」感的來源。

我自己認為，台灣民主的核心困境，在於我們引入、建立了一套民主的形式制度，卻還沒來得及發展出對應的實質民主。前者，指的是投票選舉公投議會等制度。後者，則是對公共議題論辯審議的普及，以及，將這種公共審議吸納進政治過程的制度安排。

形式民主有助於普及民主、人權、平等的概念、也能提供民主政體形式合法性的來源。但民主說到底，不只是一種制度，還是一種共同生活的風格，一種建基在互相尊重、溝通、理解、妥協的公共溝通實踐。只有當社會有足夠比例的人熟悉了這種參與這種公共言說，並浮現某種機制，將這些「審議能量」合理地分配在各種議題，形式民主才得以在其實質政治結果上，回應民主原本的許諾。反之，一如今日臺灣，就容易造成大家對政治結果的失望、無力，與冷漠。

缺口的成因：理論的、後進民主的、台灣的

為什麼台灣的民主體制下，還沒長出足以支撐其政治結果的實質民主？有三層重要因素：

一、在最上位的，是當代民主理論的缺口。早在十多年前，歐美許多地方都已經發現代議民主的失能，尋找各種實驗室的參與民主、直接民主，或審議民主（台灣在亞洲算是腳步很快的，參見陳東升、林國明），但是對這種種實踐方式如何與民主政體鑲嵌，還沒有明顯定見。

第二層是屬於新興民主國家的共同困境。就是民主作為一種「進口的」政治模式，一如現代性的許多元素，在亞非地區的實踐往往只是「部分」植入，相關的社會、制度、教育、文化配套還來不及發展、磨和。

例如，我們的中學教育仍多強調（具有經濟目的的）知識與技能訓練，考試看重（評分容易的）「標準答案」，而欠缺民主運作中的重要基礎：對價值多元的理解與論辯技藝的訓練。

例如，我們有民選政治首長，但是政策過程中還是延續過去威權時代的「菁英政治」，經常透過成立「專家委員會」將政治責任外包。

又例如，我們現在可以投票，可是連住家附近重要工程的願景，都罕有制度性的機會參與討論。政府方面只會象徵性地在辦公處提供「一個月公告」，沒有想到更積極地將相關資料公告在附近交通節點（如捷運站），或送到受影響居民的手中。

第三層，是一個台灣特有的困境。也便是長期以來台灣主導的政治議程，一直被具零和色彩的「國家認同」（與連帶的兩岸關係）主導。這個議題的高反差，很容易掩蓋過，其他需要細緻辯論的公共議題的能見度，浪費選前這段「公共對話」的黃金期。其所動員出來的情緒，也很容易將複雜的政治立場轉化成為非藍即綠的標籤與表態（周亦成幾年前講的「民主內戰」是極洽當的比喻）。

在上述三層結構條件下，我以為，只是提供了資本金權一個更肥美的機會，從中作梗。但是後者並非台灣民主失能的主因。

把焦點從邪惡的資本金權，拉回到政治歷史的結構脈絡，其實隱含了我對行動方案的看法。我支持各種對抗資本邏輯、金權勾結的公民行動，但要指出的是，並不是消滅某個惡魔黨，大家就可以開心高興了。要召喚回大家對民主「踏實而不虛妄」的信心，還是得回頭解台灣政治史上幾個根本的節。

回應的方向

首先，是需要先挑戰、鬆動目前台灣社會上對民主「過度強調制度形式」的理解。需先打破「民主＝選舉」的錯誤印象，擴大、豐富對民主的想像，看見畫面中還有選前的政策檢視與願景對話、平日社運團體與公民網路的活動，各種公聽會與協調會、公共議題的審議參與，基層的社區組織與培力、乃至最基本的，人際間互相尊重的溝通妥協。

伴隨著這種民主實踐內涵的體察深化，我們或許能學會，看清台灣民主諸多不足的地方，少一點虛幻的自滿，並且代著一種篤定，參與其完善。

其次，是厚植有利於民主生根的公共言說實踐。這牽涉到調整教育制度內容，讓大家少花一些時間背誦記憶、練習多數人一輩子用不到的解題技能，而能多熟悉價值析辨與辯論的技藝。這牽涉到公民倡議與行動網路的培育（這方面台灣成績其實不差），以及暢通公民網絡與政體的對話管道。這也牽涉到許多公共行政與政策過程的程序檢討，以期能讓更多stakeholder 參與，減少政府單方面的專斷。

最後是關於國家認同與兩岸，一種更具「橋接力」的整合論述。這個論述，能夠充分尊重不同族群的記憶與想像，化解對峙氛圍的主要張力。往往需要拆除這種情緒的炸彈，才能展開合宜的對話。

泛論上述三點，並不代表我輕忽哲翰所談的，資本金權的力量，以及消費主義的心理後果。只不過那兩方面，不是我這篇回復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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