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苦勞網上讀到劉文（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實習生）與謝怡玲（奧克拉荷馬大學副教授）的論戰，關於今年7/4移民署邀請Eric Kramer 的一場演講。由於我僅是網上路過，未曾親臨現場，對其爭議核心難以置喙。但雙方火光四射的交鋒中，卻不斷碰撞到「現代性」與「西方」的概念辯證。尤其當謝怡玲提到，Is modernization possible without Westernization？我知道有些話得說說。
論戰起於移民署7月4日舉辦的「跨文化溝通論壇」，邀奧克拉荷馬大學 Eric Kramer教授演講，由謝老師為其翻譯。劉文先在第一篇，〈移民署官方版的自由主義種族歧視「跨文化溝通」 〉，嚴詞批判 Kramer 演講中「種族歧視的言論」與移民署「對於這類美式中心知識的膜拜」，引起翻譯者謝怡玲（Kramer的同事兼妻子）跟與會人吳宜臻留言反駁。南洋姊妹會鄭詩穎也隨即專文回應，認為劉文嚴重誤解。劉文緊接著撰寫第二篇文章，回應鄭詩穎、吳佳臻、和謝怡玲教授，這又引起謝老師在留言長文回應。
我沒有參與這場演講，無從判斷雙方是否誰誤解、誰有理。我只想藉這個機會，梳理「現代性」，特別是與「西方」的關係：
就先從 Kramer 教授講的「權力距離」說起吧。關於權力距離，我有個直觀體會：昨晚剛好跟一個上海朋友對話，談到她考慮來台升學，擔心碰到某些行政障礙。我說「如果真這樣官僚現象，就投書報紙，應該會引起討論跟處理」。她楞了一下直傻笑，只說從沒想過可以這樣。
這，應該就是「權力距離」。
確實，在引入源於西方的憲政民主的國家，如台灣，權力意識提升，民眾跟當權者的權力距離拉短，這是「政治現代性」的一個重要向度。
可是談到歐美「政治現代性」的崛起，卻不能忽視，西方「國內」權力距離的縮短，卻是伴隨著這些權力核心，與亞、非、美澳原至民之間，某種「長距離權力關係」的浮現。
而追問其物質基礎，走向富裕繁榮的西歐「經濟現代性」（工業革命下的資本主義），也是建築在，對亞非美澳等地的殖民經濟宰制 — 包括資源的佔據掠奪，市場（包括鴉片）的壟斷牟利，甚至是，對亞非人種的大規模奴役（這是歐洲人真正可以脫奴為人的結構因素，而不只是所謂啟蒙思想）。
換個角度形容，整個「西方現代性」的崛起，具有龐大的外部性（殖民、奴役）。歐洲人走向文明的悠哉從容，就像坐在冷氣房，是把廢熱全部排到亞非美澳 的原住民身上。然而，目前西方文獻對現代性的論述，包括謝老師為夫代言的言辭，都下意識地把現代性當成一個「純西方」的現象。這就像只看見在歐美冷氣房中 的舒適，而沒有看見冷氣機背後的酷熱。
尤有甚者，殖民秩序下對亞非長達百餘年的宰制（更不用說對美澳原住民的屠殺），除了經濟上的掠奪，還有三種更深遠的影響：
一，是殖民政治秩序的穿透，阻礙亞非各國，對現代化途徑的自我摸索。使其在解殖民後的這幾十年，才在動盪中學習。
二，是延續自殖民時代的經濟秩序，至今，仍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變體（新自由主義、貨幣戰爭、外資投資、智財權、碳稅，能源壟斷），「再製」這種經濟權力結構，致使亞非各國，除了極少數，都不曾享受過西方現代性崛起時，那種經濟上的充裕。
三，最深層的，是殖民經驗在文化與心智層面的滲透，自然而然地，留下對西方現代的崇拜與臣服，這種心態，反映在（包括台灣今天）許多人對西方標準毫無批判反思的挪用。
這是一筆算不清的歷史大帳。
印裔英籍的學者Gurminder K. Bhambra，在2008年出版的 Rethinking Modernity 一書中，力陳的論點之一，正是「現代性」與「殖民奴役」本為一體。每當談起歐美的文明進步時，我們不能忘記，背後有多少在亞非地區的殘暴宰制，直到今天亦 復如是。想想阿富汗過去八年死亡的十多萬人吧，他們面對美軍的collateral damage時，面對的權力距離，到底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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