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作者:Albert Tzeng | 2011/07/24

Rethinking Modernity — 閱讀「劉文vs謝怡玲」論戰的一點介入

引言: 在苦勞網上讀到劉文(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實習生)與謝怡玲(奧克拉荷馬大學副教授)的論戰,關於今年7/4移民署邀請Eric Kramer 的一場演講。由於我僅是網上路過,未曾親臨現場,對其爭議核心難以置喙。但雙方火光四射的交鋒中,卻不斷碰撞到「現代性」與「西方」的概念辯證。尤其當謝怡玲提到,Is modernization possible without Westernization?我知道有些話得說說。

論戰起於移民署7月4日舉辦的「跨文化溝通論壇」,邀奧克拉荷馬大學 Eric Kramer教授演講,由謝老師為其翻譯。劉文先在第一篇,〈移民署官方版的自由主義種族歧視「跨文化溝通」 〉,嚴詞批判 Kramer 演講中「種族歧視的言論」與移民署「對於這類美式中心知識的膜拜」,引起翻譯者謝怡玲(Kramer的同事兼妻子)跟與會人吳宜臻留言反駁。南洋姊妹會鄭詩穎也隨即專文回應,認為劉文嚴重誤解。劉文緊接著撰寫第二篇文章,回應鄭詩穎、吳佳臻、和謝怡玲教授,這又引起謝老師在留言長文回應。

我沒有參與這場演講,無從判斷雙方是否誰誤解、誰有理。我只想藉這個機會,梳理「現代性」,特別是與「西方」的關係:

就先從 Kramer 教授講的「權力距離」說起吧。關於權力距離,我有個直觀體會:昨晚剛好跟一個上海朋友對話,談到她考慮來台升學,擔心碰到某些行政障礙。我說「如果真這樣官僚現象,就投書報紙,應該會引起討論跟處理」。她楞了一下直傻笑,只說從沒想過可以這樣。

這,應該就是「權力距離」。

確實,在引入源於西方的憲政民主的國家,如台灣,權力意識提升,民眾跟當權者的權力距離拉短,這是「政治現代性」的一個重要向度。

可是談到歐美「政治現代性」的崛起,卻不能忽視,西方「國內」權力距離的縮短,卻是伴隨著這些權力核心,與亞、非、美澳原至民之間,某種「長距離權力關係」的浮現。

而追問其物質基礎,走向富裕繁榮的西歐「經濟現代性」(工業革命下的資本主義),也是建築在,對亞非美澳等地的殖民經濟宰制 — 包括資源的佔據掠奪,市場(包括鴉片)的壟斷牟利,甚至是,對亞非人種的大規模奴役(這是歐洲人真正可以脫奴為人的結構因素,而不只是所謂啟蒙思想)。

換個角度形容,整個「西方現代性」的崛起,具有龐大的外部性(殖民、奴役)。歐洲人走向文明的悠哉從容,就像坐在冷氣房,是把廢熱全部排到亞非美澳 的原住民身上。然而,目前西方文獻對現代性的論述,包括謝老師為夫代言的言辭,都下意識地把現代性當成一個「純西方」的現象。這就像只看見在歐美冷氣房中 的舒適,而沒有看見冷氣機背後的酷熱。

尤有甚者,殖民秩序下對亞非長達百餘年的宰制(更不用說對美澳原住民的屠殺),除了經濟上的掠奪,還有三種更深遠的影響:

一,是殖民政治秩序的穿透,阻礙亞非各國,對現代化途徑的自我摸索。使其在解殖民後的這幾十年,才在動盪中學習。

二,是延續自殖民時代的經濟秩序,至今,仍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變體(新自由主義、貨幣戰爭、外資投資、智財權、碳稅,能源壟斷),「再製」這種經濟權力結構,致使亞非各國,除了極少數,都不曾享受過西方現代性崛起時,那種經濟上的充裕。

三,最深層的,是殖民經驗在文化與心智層面的滲透,自然而然地,留下對西方現代的崇拜與臣服,這種心態,反映在(包括台灣今天)許多人對西方標準毫無批判反思的挪用。

這是一筆算不清的歷史大帳。

印裔英籍的學者Gurminder K. Bhambra,在2008年出版的 Rethinking Modernity 一書中,力陳的論點之一,正是「現代性」與「殖民奴役」本為一體。每當談起歐美的文明進步時,我們不能忘記,背後有多少在亞非地區的殘暴宰制,直到今天亦 復如是。想想阿富汗過去八年死亡的十多萬人吧,他們面對美軍的collateral damage時,面對的權力距離,到底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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