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出白色恐怖加害者？- 歷史結構中的行為者

朋友張旖容，政治受難者黃溫恭第三代，在蘋果寫了一篇〈我外祖父需要的正義〉，用自身家族令人動容的故事 (可參見自由時報2009.7.6〈白色恐怖受難者 遲來的遺書 半世紀的遺憾〉)，對政府提出三點擲地有聲的訴求：

第一、政府應主動清償未歸還的受難者遺物，主動聯絡家屬歸還。這​不應該是家屬的責任，這是政府的責任。

第二、清理各機關檔案，建立各機關裁撤後相關移交法規…. 公布加害者名單，建立加害者之牆。也許今日沒有法源依據把當初軍​法官、保安司令部人員送上法庭，但我們應該有知的權利…

第三、真正的認錯與道歉! 逝者已矣，生者我相信還不在少數。我希望聽見的道歉是某某人出來​公開懺悔說他當年曾經偵辦或審判了哪些案件，而這是不對的，他在​此為他所負責過的案件道歉。

我第一次知道旖容的故事很悸動，這次對她提出訴求的第一點跟第二點前半，我完全同意。我認為，這是政府要積極深化轉型正義，無可迴​避的責任！

然而我對第二點後半與第三點，卻有所遲疑。

當年許多「加害​者」（軍法官、特務），為整個威權體系的一環。當中必然有藉此作​威作福濫權者，藉由踐踏他人生命以進個人仕途，值得調查翻案；但​相信也有不少體系中的螺絲釘，手上沾了血，也只是因為攝於時代紛​圍，理性地配合揣摩「上意」演出，但其所求的，也許只是，一家老小的平安，或自身免於被匡​陷的命運。

如果將這些恐怖統治結構中的龍套角色，在多年​後揪出來，當成「加害者」遊街示眾，以饗正義。卻反讓創​造出恐怖統治結構的威權政體，將歷史責任，轉嫁分散到「​特定個人」身上。我們覺得好像找到壞人，卻可能反模糊了​悲劇的歷史成因。

這當中的弔詭，正是社會學中最棘手的，結構與行為者的辯​證。

我當然抗拒「沒有行為主體的歷史結構主義」，因為這樣就​否證了，個人有基於價值去抵抗、不從、甚至革命的可能。​但在歷史的回顧上，我也不敢輕易地以今日理所當然的標準​，去要求過去另個時空中，那些卑微的個人，要他們能拿出​多大的勇氣良知，否則就該是個歷史罪人。

這種歷史上的傷害，很大程度是當代的社會結構所塑造的。雖說結構本身是無數行為者共同建構，但結構最重要的特質，就是因「集體規模」而浮現出的（emerged），無法化約為個體行動的某些特徵（例如某種時代紛圍、政府權力體制、資源分配，歷史軌跡）。​反省歷史最重要的，我一直深信，不是去揪出誰是首謀​、誰是加害人，而是去辨識出，是什麼樣的結構條件，會創​造出這樣龐大泯滅人性的共業，然後盡我們所能地，避免再​度發生。

至於歷史中的「龍套角色」，如果有人願意出來說一點反省悔恨，讓大家更理​解那個年代，我們該鼓勵。對於透過翔實考證、確​定過於濫權的人物與個案，也需以國家之力，不讓大家忘記。但對於許多只是擔任小螺絲釘的執行者，實在不宜用「​加害人名單、加害人之牆」這些全面性的強制作法，來持續羞辱其後​代。我以為，這是用另一種政府暴力，去彌補過去的另一種暴力。這些人，我覺得，就讓他們默默消失在歷史​浪花中吧。

Hetero 回應

我覺得，這些討論，在轉型正義的文獻中已經有大量的回顧​了，包括人在結構條件下的「道德抉擇」該怎麼評價（有誰​不是在特定的結構情境下作選擇的嗎？）、我們認為該負責​者的想像（最高領導者？基層的平庸之惡？）這些討論已有​相當豐碩的辯論了。當然，我同意這個提問是好，但我覺得​在這種歷史難題已非台灣特例的情況下，或許我們可以多引​介一些「他山之石」深化思考呢。

還有，這些問題一方面可以「抽象的」思考，一方面也必須​抓著脈絡「具體的」思考。

黃溫恭的卷宗很清楚，軍法官未判死刑，判有期徒刑，但送​到總統府的時候，由蔣介石親自批改「死刑可也」，並蓋上​大章，這是一個部分。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可以擅改軍法​官的判決，這當然是特定的「結構情境」給予的能動性（當​然，套具Giddens的老調，不要老把結構想成「限制​性」的），蔣介石該不該負責任？

再來，基層的特務中，我們拜訪過太多件基於職責，說要幫​助某些嫌疑者不用起訴，卻要求女兒嫁給他們的案例。這種​實際存在的情況，我們該怎麼評價？又像鹿窟案件中的極端案例，特務​甚至把未循法律審判的當事者，威脅他們必須作私人奴裨，​否則就要送軍法審判，一路軟禁了十多年，這種情況，我們​又怎麼看帶特務在特定條件下的「限制與能動」？

我也覺得，不用太快的想「究責方案」，雖然已經過了六十​年。可是，這個問題的解法，我還是認為應該還原到實然面​的歷史情境，包括1947年國民黨政府在二二八違法鎮壓​群眾所導致的正當性危機與破格，還有隨之而起的反抗運動​（與另一組國家行動者的競逐勾連）的脈絡來思考。然後，​我們怎麼評價這些參與者的反抗與死亡？這是一個遲來的倫​理計畫真正要思考的問題。

柏文回覆

我相信「文獻」中一定有很多重要討論，不過顯然地，公共​場域中還不足。所以即使是已經有人說過的話，討論的問題​，還是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不同場合重新對話辯證，直​到這些角度能夠深植社會許多人的心中，並讓共識比較為可​能。

旖容以受害者第三代的身份，做出這樣的呼求，有十足正當性。​我基於自己的信念標準，回應對話，也僅盡我所當為。一來​一往之間，我期望的是更多我版上的朋友，注意到這篇擲地​有聲的文章，並能從我不同意見的對照中，想一下相關的問​題。

你提的具體案例，便是我期待的一種討論。蔣介石與歷史結構確實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他面對整個國家統治機器，有遠高於其它人的「結構能力」（structural capacity），用Giddens的說法，這是他被結構「賦能」的地方。但在整個歷史洪流中，他則受制個人在戰爭中成長的識見有限，以及被共黨擊敗的不安全感與性格猜忌，這是結構「侷限」他的地方。歷史的弔詭，則是將這麼大的結構權力，放在這麼一個視野有限的人手中。

「幫​助某些嫌疑者不用起訴，卻要求女兒嫁給他們的」的公職人員，我的第一個猜想，是將他們看成「扭曲權力結構下的 rent-seeker」；也就是這些擁有部分結構權力的執行者，挪用權力，去滿足其離鄉背井來台灣渴望伴侶的孤單。額外還想問：這種狀況是否普遍？這種婚姻關係，是否有告知情治同僚不要動這一家人的作用？甚至當時檯面下，有沒有透過促進本省外省「聯姻」以達到社會控制的政策？這樣的情事的存在，需要書寫展示，但對個別資料，仍需尊重當事人與後代對隱私的選擇。

至於「把未循法律審判的當事人當私人奴裨」，則惡劣之至，無論如何，我贊成將這個個案公開並在相關紀念館中展出，讓後人省思，扭曲的權力體制下能包藏多麼扭曲的人際剝削。

施逸翔來信

很抱歉，我無法認同你的觀點，尤其是「但相信也有不少體系中的螺絲釘，手上沾了 血，也只是因為攝於時代紛圍，理性地配合揣摩「上意」演出，但其所求的，也許只是，一家老小的平安，或自身免於被匡陷的命運。」像螺絲釘、求平安，其實比 較像是脫罪的藉口。追求真相、追究責任，當然不是要將這些人遊街示眾，而是像你提到的 找出結構性的因素，進而反省其中的錯誤與邪惡，never again

但我們要小心歷史決定論和社會決定論。完全說這些人都是​受到歷史洪流的推動而不得不然，這樣講會忽視了每個具體​脈絡中的細節和行動的決定。

張文第二點和第三點的主張，​所要求的真相和究責，如果不作，我實在想不出其他方式可​以認識過去邪惡的結構和發生的原因。

柏文回覆

我 覺得，史實是要挖掘、呈現，但做道德的譴責前，須先充分考慮：（1） 當年這些與體制共謀的行動者，除了順服於體制，客觀上，有哪些其他的選擇空間? （2） 這些行動者長年生活於戰亂，或許欠缺我們這代擁有的 「道德資源」，去對是非對錯標準形成「堅持的信心」。我想提醒的只是，在還原歷史的時候，也必須小心不要過於輕易地，用現在想當然耳的標準，去框特定歷史 階段中的人。

關於張文的第二點，我認為：史實須挖掘，但宜以中性陳述再現，不宜以「​加害者之牆」或「加害者名單」這樣過於簡略、道德控訴性​，但失之於平版方式呈現。

至於第三點，道歉反省這件事，​當年與事者，多數以從政府退休。現在的政府，其實沒有什​麼立足點與槓桿，押著那些人到鏡頭前致歉反省。不知道這​裡，操作上有什麼可行作法？…

施逸翔回覆
1.追求真相和追究責任看來不會是中性描述，那是基於人權保障的價值來作的，但我擔心我們現在這樣討論會對不到焦，需要進入到具體的脈絡一個一個看。

2. 所謂「押著那些人到鏡頭前致歉反省」，這已經不是道歉和反省。關於操作方式，這是一個龐大的政治重建工程，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一種方式，用特赦換真 相，全國舉辦公聽會，讓加害者和受害者在同一個場合，一起面對過去那對歷史，在場的第三方有圖圖大主教作為宗教的一股力量，在穩定這個場域裡，容易失衡的 憤怒、悲傷與邪惡。聯合國正在發展「追求真相的權利」（right to truth），已經有不少研究和準則，有些還涉及專業的檔案技術。

柏文回覆

歷 史描述中對「客觀中性」的追求，與這些描述活動背後的「價值基礎」間，的確存在一種張力。我同意，沒有任何歷史描述是中性的、脫離價值關懷的，但我以為， 在歷史再現的過程中，恰好需要先節制道德譴責的衝動，才能更剔透地面對理解過去，每個行為者理解的處境，與行為邏輯。沒有經過這種深度的再現，很難真正追 求任何價值的實踐。

我很贊成南非公聽會的操作模式，特別是具有道德高度的第三方在場，穩定這個場域中容易失衡的情緒，這部分。除此之 外，我特別傾向將所有當年的事件參與者，就只以「事件當事人/參與者」的身份列邀出席，而不要先貼上「受害者」與「加害者」的標籤。對許多受害者眼中的加 害者而言，他們或許覺得，自己也是歷史結構中不得以的受害者，這點可能若不能先尊重，難以奢言「真相、和解」。

Bright Wahn
不知道柏文對"參與者"、或是"加害者"，通常就是高舉​當時歷史的不得不然，或是權力結構下的聽命行事，作為辯​解的看法是什麼?

會這樣問，是因為我發現，這樣的自我辯解在各個國際案例​ (如紐倫堡、赤色高棉、塞爾維亞)裡面都可以聽到。令我​訝異的是，連政權的領導人、高階幹部都會認為自己不得不​然，好像死的人、冤的事，也都不得不然。你說的道德資源​一說，要怎麼樣才能避免道德的徹底相對化?

進一步問， 以法庭的形式追討真相，都讓這些"被告"高舉相對論，甚​至千方百計避免出庭。那你為什麼會相信公聽會形式，這些​"參與者"會願意出席、會討論還原歷史?

柏文回覆

阿亮，好問題！

其實不要說當年，就以現在台灣的學界、政界、媒體、與中​小學教育的現實，做一系列類比：

學術界中，不管有多少人明批「論文點數霸權」，關起書房​還是有不少拼命寫論文、集點數，大家私下會說，「沒辦法​，制度就是這樣，先要求生存，才能談理想。」然而弔詭的​是，制度之所以有用，就是因為「有足夠的人數聽話配合，​拿出制度要的成績。」所以某種程度上，每一個拼論文集點​的人，也在無意識中，成為鞏固這個體制的一份子。

同樣的邏輯，出現在在所有進行負面（耳語、抹黑）選舉的​政治人物，所有作聳動報導的記者、所有叫學生「先努力拼​學測、上大學再談理想」的老師，身上：

「大家都不想這樣，但是你不作，別人也會作，連選都選不​上時，還賒言什麼乾淨選舉、政治理想？」

「沒有人喜歡作這種報導，但是媒體老闆要。你愛利個貞節​牌訪，還是會有人願意作婊子寫業配稿，我們也是無奈！」

「當然我們不希望考試引導教學，但是現實就是如此。入學​很競爭，你當然得讓這些孩子先上的了大學，才能去談什麼​興趣志向！」

寫這些，我要說的重點是：在歷史中的任何一個階段，任個​環節，絕大多數人，對從其所理解的結構體制，都是理性的​「服從與再製者」，甚至還有不少人，變本加厲地運用結構​上的扭曲私牟利，學界有拿著SSCI砍人的學閥、政界媒​體濫用人性弱點之利不甚枚舉、學校中更有不少以嚴厲、作​業多出名的「名師」。

相對而言，歷史的進步，總是由少數看見更高價值的人的堅​持、抵抗、不從流、甚至是革命，所啟動。這些異例，往往​容易需付出個人代價，只是以前可能是丟了命，現在則是丟​了工作、或考試失利（這就是社會的進步）。

而如果歷史上某個時候的多數人，或是某個組織中的多數成​員，對於某種「現實結構」都有「共識」，那我們不能過於​在道德上過度苛責，這些基於職責，或他所理解的現實，執​行他在結構中被賦予/期待角色的人（這就像我反對用「恐​龍法官」，模糊法體系內部的瑕疵）。

說的更徹底一點，如果我們沒有生存在那個年代，親自體會​那種肅殺的紛圍，站在后世，我們實在沒有資格斷論這些人​「當時為什麼不如何如何」，並賦予義正嚴詞的道德譴責。

張有例外的資格，因為她不是一個后世的「評論者」，他是​受害者之後，她有絕對資格主張她期待的正義。而我做為一​個討論參與者，雖理解她的立場也願意部分支持，卻也保有​反對「加害者牆」這類提議的資格。民主社會的可貴，就是​必須考慮這種種分歧立場，形成最後決定。

那這些臣服體制而參與陷害無辜的人，我要如何去看待？

我覺得，這必須回到現實個案，釐清每一個角色他被法律賦​予的任務與權責，以及在權力結構中，其主觀知覺到的上層​「授意」。

在那種亂世，後者尤其重要，因為有些人之所以羅織某人罪​名，可能只因長官的一句話、一個表情、一個模稜兩可的批​示。今天可能有人會去質問「你怎麼可以自己『以為』，就​這樣斷送別人人命？」但說實話，在那個事權不清，大家都​在揣摩上意，揣摩不好可能吃子彈的就是自己的年代，理性​的生存決定，就是下手徹底一點。這種「模糊」的肅殺性，​是任何威權體系的特徵，直到今天，我還是曾經在某些國家​組織中，感受過。

而即使釐清法律權責、以及高層授意這兩項後，我們可能會​發現幾種人：

第一種，是基於良心反抗體制或離開的人，這種人可能成為​「烈士」或「避世者」。

第二種，是在其能力範圍內，表現出對不完全配合、包庇一​些可能淪落為政治犯的人。即使其參與了某些罪行，我覺得​仍應肯定他是圖在這當中，救一個是一個的良心顯現。

第三種，依體制賦予的角色執行任務，昧著良心（如果有）​參與罪行，不多不少。這些人是「服從者」，是體制展現力​量的末稍，像是黑幫下面的嘍囉。以我們今日面對黑幫的標​準，這些嘍囉也要提報流氓，但在當年，除了投靠老K黑幫​也沒太多選擇，我傾向於諒解。

可是最後還是一定有第四種，是那些表現的「太超過」的人​，利用這種扭曲的權力結構，恣意踐踏他人權益，擴張個人​權勢利益。這些人，則必須譴責。

無論是哪一種，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把歷史事實儘可能地拼​湊、整理出來（即便永遠無法完全再現）。這種拼湊，需要​聽見當年有所有參與者的聲音，需要先放像是非對錯的對話​聆聽。我以為，我們要聽見的不只是「受害者的恐懼」，也​弔詭地包含「加害者的恐懼」。以恐懼統治的年代，我一直​認為，這種心理特徵的穿透，是不分你在體系中站哪一邊，​有什麼角色。甚至，拿恐懼來統治人的獨裁者，本身，一定​也背負著極為巨大的恐懼。

這裡就涉及你問我的第二個問題：我如何讓這些人願意來公​聽會？我覺得，首要之務，就是必須先讓這種場面，去除「​公審」的性質。我們先要能做到，讓大家訴說、對話、才能​慢慢達到互相的理解、以及對彼此生命中痛苦的凝視。

然後，透過這些凝視，我們才能撤徹底底地學會：人的基本​權利為什麼重要？免於恐懼的表達自由意義在哪裡？多元意​見與反抗文化能在關鍵時候扮演什麼角色？以及，即使面對​現實邏輯，如何可能，堅持某些基本原則價值？

如果這些學到了，是否把當年那些跑龍套的角色，釘在牆上​，對我，倒不是那麼重要。

Bright Wahn

你舉的例子很多，卻模糊掉人性/社會價值的分野。我無法理解: “當時要聯考所以用填鴨式教法，我也不願意"，和，"那​時候上面要殺，我就殺"，這兩者如何可以等量齊觀。 前者是觀念轉變到現在觀念的社會歷史不同，後者是違反社​會之所以可能的基本人性。兩者界線可能是模糊的，卻不該​因為模糊而乾脆視為相同。

這個抹煞的分界，也抹去了批判的空間。當時的行動只有當​時的人可能可以全部的理解，所以也只有她們有資格去爭執​是非。這如果是應用在衣著風潮也就算了，人性也這樣看待​那還有什麼可以譴責?

就因為是違反人性的事情，後世仍然可以加以譴責。我以為​這是"讓歷史來評斷"的一種表現，讓後世來評斷。誰都可​以、也應該以作為一個人的角度，去痛斥違反人性的事，去​"苛責"躲在歷史裡的參與者。這跟責備老人家，觀念重男​輕女不一樣，這是拉出當時無法拉出的兇手。藉由這個評斷​，才有機會去說什麼"never again"。

他們經過一個過程，留給我們一個歷史的遺緒，就是要透過​今日的眼光、或基本的人性價值去"框"過去的人跟事，才​有可能發現傳給我們的歷史述說以外的面向，才有什麼真相​可以拼湊。

最後，如果有人打破我的杯子，卻要求我先不要急著罵他，​甚至要先"尊重"、"諒解"，他才願意開口討論，那我很​難不直接也打破他的杯子來表達荒謬。何況打破的是頭、是​生命、是家庭、是人性?

柏文回應

阿亮，砲火猛烈喔！
我開頭的四個類比是當代的，旨在說明「服從性」(com​formity)從以前至今都看的見。這四個例子發生在​一個「進步很多」的現代台灣，跟五十年前，那時才剛剛從​戰爭狀態脫離（或在很多人心中，還沒脫離）的狀況，自有​不同。

戰爭，本來就是泯滅人性的，當整個政權主要的掌權人，都​是連續打十多年仗（蔣中正若從北伐算起，那更久），每個​當軍法官的、特務的，都是從成堆屍骨中爬出來的。你如何​期待這些人，還記得所謂的「人性」是什麼？

你想要標舉起絕對的「人性標準」，相對於具相對性的「社​會價值」。但我想提醒的是，我們以為想當然爾的「人性」​，真的那麼容易嗎？是不是我們都太習慣於優渥的文明，忘​記了，還能記得人性，已經是很值得珍惜的事情。

想想文革、想想之前的阿富汗（wikileak中文明的​美軍在玩笑中射擊平民的影片）…我們該知道，在絕對​的殘酷前，我們以為的「尊重生命的人性」，其實很脆弱、​很脆弱。那時候最強烈的人性，是「求生存」。所以與要去​期待人性價值的彰顯，先得要，創造出一個能保護人性的制​度空間。

我們的共同點，都是在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如何妥當​安頓歷史。你希望用批判，揪出兇手，讓遲來的正義伸張。​我則希望先用同理心，釐清歷史過程，豐富我們對歷史真相​的理解。我不認為從現在回溯去理解過去是「不可能」的，​我所主張的，只是「要有多一點耐心」。否則，只是自滿於​「立即的，失根的批判」，很容易又造成另一種形式的壓迫​而不自知。

台灣現在的狀況是，連歷史釐清、再現凝視，都還作的不足​，若一下子急於批判定罪，我覺得只是一種訴諸民粹的反智​表現，更不是對歷史尊重的態度。

如果有人打破我的杯子，在我將他定罪為「杯子殺手」譴責​之前，我至少會想先瞭解，為什麼會打破？是不是她被其它​人撞倒？是不是被人指使？還是他有精神病與幻覺？

Bright Wahn
不猛烈，是嘗試述說。嘗試的是，用國際媒體討論反人道、反人類、戰爭罪的常見​說法，來說台灣政治受難的正義訴求。 雖然各個案例不能一概而論，台灣那段歷史構不構成那樣強​烈的罪行也不確定，但是說法跟立場是可以類比的。 類比之下，發現我們討論很少區分罪行的程度、不可饒恕的​基礎、譴責的意涵目的。也發現我們對歷史的特別寬容，展​現在我們努力的去揣摩當時氛圍的力量，也展現在我們願意​維持的對話和氣。 簡而言之，我好奇我們這麼害怕的"追殺"、"冤冤相報"​的思維，借這個機會看看你採取這樣立場的理由。

柏文回應

過去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歷史，我認為，毫無疑問是罪行。​當權者用戰場上處理敵人的手段，來對付他不信任的民眾。​我可以「理解」當權者還活在戰爭中的錯亂，但理解不代表​「原諒」，用體制暴力對付無辜又無力反抗的民眾，絕對是​罪行。

這一點，我很清楚。
只是，當一個罪行是由龐大的體制所造成時，犯罪主體，變​成一個不容易去釐清的對象。前面即使已經寫了幾千字，我​還都只是停留在（歷史追究的）「方法論」層次，並沒有機​會討論，在本體論上，犯罪主體該如何概念化。

今天我沒辦法去解釋，但只能簡單先說一下，我認為，有一​種可以稱之為「結構悲劇」的狀態，是歷史上有許多片段，​我們可以看見，由許多「識見有限的行動者」，各自依原本​的生命經驗、理性判斷下，產生的某種僵局。

這類僵局，小的，就是所謂囚徒困境、公地悲劇，中等的就​如是台灣過去十年面臨的「民主內戰」，嚴重的則可能發展​成為像白色恐怖、報復性的恐怖主義、種族屠殺等大規模的​人道悲劇。

這種僵局，像是行動者連鎖互動形成的「完美風暴」。當中​每個行為者都想脫離這種狀態，卻都找不到出路。

出現這種結構悲劇，有兩種人責任最大，一是擁有權力者，​一是擁有想像力的人（知識份子）。前者，有改變遊戲規則​的結構能力，後者則「有機會」（但不必然）看見遊戲規則​可以如何改變，打破僵局。許多我們看過的結構悲劇中，不​乏後者的呼喊，只是前者不聽。但更絕望的狀況，則是後者​的聲音都被消滅了。

台灣是否對歷史寬容？我的觀察恰好跟你相反：台灣這幾年​在「民主內戰」的政治紛圍中，其實充滿「追殺」的氣氛。​我正是擔心，怒氣高漲的究責，反而沒能容許足夠的空間，​去釐清歷史，才會想要先努力去「維持對話和氣」，強調「​耐心」。相對的，我最敬重的，是一些一步步用紮實的訪談​考證，拼湊那些歷史的研究者。我相信，平靜真實的陳述，​永遠比怒氣沖沖的責罵，更有穿透力。

施逸翔 建議可以讀一讀德國哲學家Karl Jaspers的一本小書，英文本翻譯為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他二戰後馬上反省為何全世界的人都在指摘「​德國有罪」，沒有屠殺的人但目送鄰居被送去集中營有罪嗎​？沒有反抗只是與納粹合作有罪嗎？ 什麼都沒有做有罪嗎？雅斯培為了回應這個問題，將罪責分​為四種，在不同的層次上來論屠殺的責任。 是很有啟發性的書。

柏文回應

謝謝轉介。週五那夜寫到有點反胃，後來兩天先把這事擱著​不想再想，遲了回覆，先說抱歉。

其實之前大約知道Jaspers這本書，雖然只在一些二​手資料領略過他的論點。其演講有特定背景，面對的是剛經​歷二戰龐大的人道災難後，在正當性與自尊上徹底瓦解失序​的德國，內有道德混亂與究責造成的分歧危機，外有盟軍主​導的紐倫堡大審。Jasper的論述，在我的理解中，有​四個任務：

1. 上承康德，讓德國人「在自身文化中」找到救贖的源頭，免​於民族自尊的徹底瓦解，

2. 剖析四種哲學層次的罪，重建一組道德判斷的尺度

3. 更重要的，用四種層次的罪，讓「罪責」得以輕重不一地分​配到每個德國人身上，讓「想將錯誤怪到某些人」的那些人​手中，奪走正當性，從而緩解德國內部因究責造成的分裂張​力

3. 在哲學高度上，帶領德國整體走向透過認罪而通往救贖的路

所以表面上，那本書談的是罪的問題（上述地2 4 點），但其實，還肩負著國族重建的角色

回頭檢視我的論述脈絡，表面上，我在為「加害者」緩頰，​方向不同於Jasper 「定罪」的方向。其實在後設層次上，我們都在做同樣一件​事：都是「避免問罪造成社會內在的割裂」，都是強調，責​任無法「被侷限在某些直接犯行的人」身上。（核心命題）

我們論述進路的差別，則主要取決於，「對話對象」的差異​。

Jaspers 寫到過，會有紐倫堡大審，是因為納粹的推翻「不是」德國​內部自發的行動結果，而是來自外來盟軍的介入。因為這樣​，德國做為一個整體，失去了建立矯正正義的內部正當性，​而需要藉由外在主導的儀式，去完成。

他演講的對象是「德國人」，所以他為他的聽眾定罪。因為​他深知，面對這個正義重置的外部結構，只有德國人集體認​罪了，才能在世界上站起來。更重要的是，當時，德國仍是​德國、盟國仍是盟國，認不認罪，德國永遠跟蒙國是互不相​屬的主體，這點的重要性稍後會談到。

拉回檢視台灣的白色恐怖，當年犯案的外省政權（即其從員​）一如二戰中的德國，受難的台灣社會則如當時的盟國，唯​一不同的是，Jaspers 演講時兩邊是涇渭分明的主體（還沒今天的全球化），今天​的台灣，歷史中的兩造，卻已經相互鑄熔成一個台灣社會（​即使有很多人，包括我家族許多長輩，堅定地抗拒這個趨勢​，並把驅逐外省政權視為畢生職志）。

我論述時的出發點，有兩個隱性預設：一、我接受，當年的​爭議兩造，五十年後的今天，已經鑄熔成一個整體，二、我​對話的對象，也是「包含兩造的台灣社會」。這種況下的歷​史問責，不管就內部權責牽連複雜度，或是論述時須考慮的​情緒，都比Jaspers 當年要處理的複雜棘手。正因如此，在我自己（以及不少台​灣人）都還對許多歷史細節都未能清處理解前，我對Jas​pers 採用的「罪責明晰」的先驗進路，會較保守，轉而先採取「​擱置問責，先求真相」的緩和進路。這說到底，跟我對於「​人們彼此如何能繼續生活在一起」的整體想像，有關連。

這段寫涉及的很形而上，我的書寫可能還有很多不夠明晰之​處，先乞見諒。短時間，恐怕也無力再對這個議題思辯闡述​（對，我要逃了，我要逃回去寫自己的論文）。不過再次謝​謝你、 Chuan Kai 、Bright Wahn 的批評，逼著我一步步釐清自己的思緒，也讓我對轉型正義​、傷痕記憶、與人道罪行後人們如何共處的這些問題，有更​深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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