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作者:Albert Tzeng | 2010/12/11

「真相」為什麼這麼難?

連勝文的槍擊案,還有許多環節沒有釐清。雖然大家都聽過「偵察不公開/病患隱私」,但在一個案件被高度政治化後,彷彿檢調/醫院對相關資訊公開與否的謹慎,都帶著某種共謀的嫌疑。兩個星期過去,社會各方還是各自解讀,拼湊著各自揣測的真相,一如近年好幾個較受矚目的公共事件。

不是說事實只有一個?為什麼對事件形成一個有共識的「真相」,這麼難?(在這篇文章中,我以「真相」與「事實」對立,後者指獨立於任何人理解的事件本身,前者指與事實吻合的一套說法。)寫這篇文章,我不想分析特定個案背後有誰的陰謀、誰的操作,而是想回到最根本的,從「一個公共事件的發生,到被理解,乃至在社會上形成詮釋」這個過程,去談「真相」之難。

我以為,尋找真相之難,在三個層次:

事件本體:物理層次 vs 社會心理層次

第一、是任何一個公共事件本身,其本體的實在性 (ontological reality) 就交疊著「物理性的」、「個人心理」、「社會建構」三種層次的現象。前者,例如槍傷真實與否,可以有唯一的真實,能透過物理證據去推敲。但後兩者,包括個人動機感受,乃至關鍵行動者間是否有合謀(在有無之間,還有「默契」、「互相誤解」幾種狀態)、彼此對行動意義的理解為何,卻只能透過行動者的證詞對照,嘗試還原事件當下的心理狀態,而有著相對較浮動的基礎。

我說「浮動」,還不是指有人說謊(當然這也必須考慮)。回到最基本的層面,一個高強度的突發事件,對一般人的認知系統是很龐大的負擔,許多當事者人當下的行為反應、理解詮釋、甚至是感官經驗,其實並不如許多人想像的那麼「確定」。即使想說實話的人,對回憶的汲取,也難免有選擇性的扭曲,有對於自己無法理解的片段,主觀加入的合理化連結。這種浮動的、屬於社會心理層面的現象,在某些狀況中,永遠難以用絕對的語言去定錨出一個「真相」。只是在多數人對真相的建構中,不大會去區分這些層次,而容易以討論一種物理真實的習慣,去討論社會心理層面的事。

知覺的不完美:完形心理學

第二種難,出現在知覺心理層面,人對現實的知覺與認知永遠存在的不完美。上世紀初德國的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又叫蓋世塔心理學)就指出,人對於外在現實的感知,永遠來自於片段不完整的訊息。對於這些訊息間的gap, 則是透過人自己主動而自動的想像力去填補。當時經典的例子,是一張可以看成老婦或是少女的圖,應該不少人都看過。但即便是翔實清晰的照片,就算我們說有圖 有真相,往往從圖推論背後真相的過程,還是必須自動加入許多臆測詮釋。

前段對事件本體的討論,其實已觸及當事者認知記憶的不完美,不過對這種重大事件,更麻煩的是社會上不同觀察者,在拼湊真相時必然得填補進的想像。幾年前319槍擊案後,全台要求「真相」之際,我印象深刻的是,天下雜誌當期報導正是從完形心理學談起,闡述,這樣的重大疑案,可能永遠得不到一個 讓大家 都滿意的「真相」。因為不管有在多證據出籠,不同的人,都還是必須在證據的縫隙中補上其它主觀詮釋,才能形成完整的敘事。就像甘乃迪槍擊案,這麼多年 過去了,各種版本的陰謀論還是甚囂塵上,讓真相越來越撲朔迷離。

知識的社會建構:知識社會學

第三,則是人們對事件的認知、知識、信念等具有的「社會性」。也就是,我們對於一個事件會選擇性地接收到哪些訊息,用什麼框架去詮釋(民進黨奧步, 國民黨陰謀,中共的操作,賭盤導致的槍擊,甚至是兇手本人想出風頭),取決於我們所在的社會位置(住在哪裡,親戚朋友的政黨取向)。而探究種種知識的社會 基礎,正是所謂知識社會學核心關懷之一。

知識社會學發展於1930年代德國的,最初處理的還僅限於「知識份子階級」中,「為什麼特定個觀念,會發展於特定社會歷史脈絡」這樣的問題。後來 1960年代隨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的出版,相關研究則將重心轉到「一般民眾」擁有的知識、理解、信念,是如何受到社會力型塑。不管是針對知識份子,或是針對一般人,強調知識的「社會型 塑」,就已經在最基本的層面,認可知識可能性的多元,否定其能(一如實證論所追求的)「完全被定錨在」單一版本的真實上。

傳統總以為,如果有疑義,就是要調查,要揭露更多證據,讓真相大白。這個方向的努力,我一向支持。但是在思考過「人們對真相理解的社會心理基礎」後,我認為,前述方向不管再怎麼努力,都永遠無法達到,足以讓雙方產生充分共識的程度。

認識論的立場:批判實在論

基於以上討論,我在認識立場上,接近於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也就是「雖然有真相,但是人對其的知識永遠不完美」。

因為不完美,所以需要持續修正以「貼近」能掌握到的線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批判」。批判不是批評與否定,不是吐嘈跟謾罵,而是在理解時,對 所有陳述證據,拉出一種認識上的「謹慎距離」。批判地去琢磨一個陳述時,我們不會太快擁抱或拒絕,太快掉入情感上的認同或否定,而是藥捍衛人做為一個理解 主體的能動性,能在不同的訊息中謹慎揀選,形成自己的「相對比較有信心」的判斷。

批判的對象,自然不限於外來的訊息,甚至更重要的,是自己幾分鐘前的判斷,過去的言說。要做到這點,批判者更需在修養上,追求一種「精神上的從容」,才能保持開放,持續修正自己不完美的認識。

在衝突的歷史記憶之間

前段所述,還只限於個人求知與修養的層面。可是在集體層面,又要如何化解這種 Conflict of Visions?如何在擁有衝突的歷史記憶與信念的兩群人之間,找尋和平的可能?特別是,這種對真相的分歧理解,是當前全球很多重大爭議的核心。不只在台 灣的藍綠之間,我們也能在朝鮮半島的對峙、新疆維漢衝突、中日歷史記憶的分歧,甚至在印度跟巴基斯坦、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間、歐洲原住民與新移民之間,看 見類似結構。

尋找和解對話的可能,是我踏入「知識社會學」的動機之一。我有一些想法,但是今天這篇先不寫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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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s

  1. 不妨請好萊塢導演來替319槍擊案拍部片子,看他們如何自圓其說。影片“JFK”不是對甘迺迪遇刺有一套完整的說法?

    • JFK 反映出美國影劇圈左派常見的陰謀論,剛好可以做為上述論點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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