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為什麼這麼難？

連勝文的槍擊案，還有許多環節沒有釐清。雖然大家都聽過「偵察不公開/病患隱私」，但在一個案件被高度政治化後，彷彿檢調/醫院對相關資訊公開與否的謹慎，都帶著某種共謀的嫌疑。兩個星期過去，社會各方還是各自解讀，拼湊著各自揣測的真相，一如近年好幾個較受矚目的公共事件。

不是說事實只有一個？為什麼對事件形成一個有共識的「真相」，這麼難？（在這篇文章中，我以「真相」與「事實」對立，後者指獨立於任何人理解的事件本身，前者指與事實吻合的一套說法。）寫這篇文章，我不想分析特定個案背後有誰的陰謀、誰的操作，而是想回到最根本的，從「一個公共事件的發生，到被理解，乃至在社會上形成詮釋」這個過程，去談「真相」之難。

我以為，尋找真相之難，在三個層次：

事件本體：物理層次 vs 社會心理層次

第一、是任何一個公共事件本身，其本體的實在性 (ontological reality) 就交疊著「物理性的」、「個人心理」、「社會建構」三種層次的現象。前者，例如槍傷真實與否，可以有唯一的真實，能透過物理證據去推敲。但後兩者，包括個人動機感受，乃至關鍵行動者間是否有合謀（在有無之間，還有「默契」、「互相誤解」幾種狀態）、彼此對行動意義的理解為何，卻只能透過行動者的證詞對照，嘗試還原事件當下的心理狀態，而有著相對較浮動的基礎。

我說「浮動」，還不是指有人說謊（當然這也必須考慮）。回到最基本的層面，一個高強度的突發事件，對一般人的認知系統是很龐大的負擔，許多當事者人當下的行為反應、理解詮釋、甚至是感官經驗，其實並不如許多人想像的那麼「確定」。即使想說實話的人，對回憶的汲取，也難免有選擇性的扭曲，有對於自己無法理解的片段，主觀加入的合理化連結。這種浮動的、屬於社會心理層面的現象，在某些狀況中，永遠難以用絕對的語言去定錨出一個「真相」。只是在多數人對真相的建構中，不大會去區分這些層次，而容易以討論一種物理真實的習慣，去討論社會心理層面的事。

知覺的不完美：完形心理學

第二種難，出現在知覺心理層面，人對現實的知覺與認知永遠存在的不完美。上世紀初德國的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又叫蓋世塔心理學）就指出，人對於外在現實的感知，永遠來自於片段不完整的訊息。對於這些訊息間的gap， 則是透過人自己主動而自動的想像力去填補。當時經典的例子，是一張可以看成老婦或是少女的圖，應該不少人都看過。但即便是翔實清晰的照片，就算我們說有圖 有真相，往往從圖推論背後真相的過程，還是必須自動加入許多臆測詮釋。

前段對事件本體的討論，其實已觸及當事者認知記憶的不完美，不過對這種重大事件，更麻煩的是社會上不同觀察者，在拼湊真相時必然得填補進的想像。幾年前319槍擊案後，全台要求「真相」之際，我印象深刻的是，天下雜誌當期報導正是從完形心理學談起，闡述，這樣的重大疑案，可能永遠得不到一個 讓大家 都滿意的「真相」。因為不管有在多證據出籠，不同的人，都還是必須在證據的縫隙中補上其它主觀詮釋，才能形成完整的敘事。就像甘乃迪槍擊案，這麼多年 過去了，各種版本的陰謀論還是甚囂塵上，讓真相越來越撲朔迷離。

知識的社會建構：知識社會學

第三，則是人們對事件的認知、知識、信念等具有的「社會性」。也就是，我們對於一個事件會選擇性地接收到哪些訊息，用什麼框架去詮釋（民進黨奧步， 國民黨陰謀，中共的操作，賭盤導致的槍擊，甚至是兇手本人想出風頭），取決於我們所在的社會位置（住在哪裡，親戚朋友的政黨取向）。而探究種種知識的社會 基礎，正是所謂知識社會學核心關懷之一。

知識社會學發展於1930年代德國的，最初處理的還僅限於「知識份子階級」中，「為什麼特定個觀念，會發展於特定社會歷史脈絡」這樣的問題。後來 1960年代隨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的出版，相關研究則將重心轉到「一般民眾」擁有的知識、理解、信念，是如何受到社會力型塑。不管是針對知識份子，或是針對一般人，強調知識的「社會型 塑」，就已經在最基本的層面，認可知識可能性的多元，否定其能（一如實證論所追求的）「完全被定錨在」單一版本的真實上。

傳統總以為，如果有疑義，就是要調查，要揭露更多證據，讓真相大白。這個方向的努力，我一向支持。但是在思考過「人們對真相理解的社會心理基礎」後，我認為，前述方向不管再怎麼努力，都永遠無法達到，足以讓雙方產生充分共識的程度。

認識論的立場：批判實在論

基於以上討論，我在認識立場上，接近於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也就是「雖然有真相，但是人對其的知識永遠不完美」。

因為不完美，所以需要持續修正以「貼近」能掌握到的線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批判」。批判不是批評與否定，不是吐嘈跟謾罵，而是在理解時，對 所有陳述證據，拉出一種認識上的「謹慎距離」。批判地去琢磨一個陳述時，我們不會太快擁抱或拒絕，太快掉入情感上的認同或否定，而是藥捍衛人做為一個理解 主體的能動性，能在不同的訊息中謹慎揀選，形成自己的「相對比較有信心」的判斷。

批判的對象，自然不限於外來的訊息，甚至更重要的，是自己幾分鐘前的判斷，過去的言說。要做到這點，批判者更需在修養上，追求一種「精神上的從容」，才能保持開放，持續修正自己不完美的認識。

在衝突的歷史記憶之間

前段所述，還只限於個人求知與修養的層面。可是在集體層面，又要如何化解這種 Conflict of Visions？如何在擁有衝突的歷史記憶與信念的兩群人之間，找尋和平的可能？特別是，這種對真相的分歧理解，是當前全球很多重大爭議的核心。不只在台 灣的藍綠之間，我們也能在朝鮮半島的對峙、新疆維漢衝突、中日歷史記憶的分歧，甚至在印度跟巴基斯坦、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間、歐洲原住民與新移民之間，看 見類似結構。

尋找和解對話的可能，是我踏入「知識社會學」的動機之一。我有一些想法，但是今天這篇先不寫上來。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