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作者:Albert Tzeng | 2010/12/09

台灣社會學博士打哪來?- 學位取得國趨勢分析

台灣的社會學者,在哪裡取得博士?很多人說「絕大多數是美國博士」,也沒錯,不過這種刻板印象忽略了過去十五年間,學界人口逐漸多元化的趨勢。三年前我開始著手博士研究時,就在對國內社會學者名單(感謝瞿海源老師無私提供)的分析中,察覺一些有趣趨勢,也私下跟一些朋友聊過。不過要到昨天晚上收到某位學界長輩來信詢問,才動念把這些資料整理分享。

資料來源與限制

以下分析所採用的資料,基礎是瞿海源老師所輯的國內社會學家名單(329筆,涵蓋各校系所專任教師中,擁有社會學博士者)。我在2007年去信索取該檔案後,陸續清查各校社會系所師資增補更新。除增列新任職者,我也採較寬鬆的標準,納入在社會學系所專職的其它學門博士,共計 350位。

需先強調的是,這份名單僅之編輯校正乃基於2007度資料,未能涵蓋先前已退休之前輩學者,以下所有分析,僅能做為對「2007年度在職社會學家社群」的分析,不能誤解為「台灣歷來社會學家」的分析。

另外,2007年初中山大學尚未成立社會系所,元智社會系也尚未更名,所以後文所謂「社會系所」跟今日稍有出入。而所有下述資料,乃根據2007年初的就職狀況,也未考慮後來的轉職。

分析討論

考察這份名單學者取得最高學位的校系,在各國分佈如下:

US 175, TW 95, DE 27, UK 32

FR 6, JP 4, Australia 4, Canada 2, South Africa 1 (五國資料下圖合併為Others), N/A 4

我再將確定博士取得國的346位學者名單,依「博士取得年」整理如下圖:

請注意:(1) 本表繪製乃基於2006-07年間瞿海源老師編輯、曾柏文增補之資料,故不包含2006年前已退休,與2007年(含)以後到任名單。(2) 上述資料,扣除4筆博士取得國不詳、與15筆博士取得年份不詳,餘331筆,為本圖繪製基礎。(3) 繪製基礎為「博士取得年」,非「就職到任年」。(4) 特別注意,圖表最右邊的叢集,僅有2005-06兩年資料。

上圖能觀察到,在每個五年區間,畢業歸國學者取得學位的地理分佈,也能看出特定國家畢業學者的人數趨勢。在以下段落,還將一併討論不同國家訓練出來的博士,在國內就職機構的分佈概況。

1.      2007年現職之社會學家,最資深群絕大多數從美國取得學位,這很大程度源於冷戰時期以來台灣跟美國的戰略關係。自美歸國數量高峰出現在1990s年代,總計十年間有103位博士返國任職,唯2000後美國歸國人數銳減,推估原因可能為 (1) 中國留學生湧現、競爭美國博班名額與獎學金資源,減少國人赴美意願 (2) 90s年代後的留學選擇,以及過去十年系所選才的多元化。目前名單上175人中,超過半數任職於社會系所。

2.      本土博士,從1987年起出現在學界,到90s中葉後更蔚為大宗。名單95人中,有22人 (23%) 任職於各社會系所,但僅四人在國立單位。餘者約半數任職於社工、社福、公行相關系所,其它則涵蓋通識、教育、人資、管理、區域研究等諸多科系。

3.      德國博士,除盧政春、顧忠華兩位「先行者」外,於1990s中葉起,大量學成歸國。推估時間,這股潮流的出現跟 (1) 解嚴後開放自由留學 (2) 兩德統一政治更穩定(第二點感謝Cehepar Cheng 提醒)有關。德國做為社會學發源國,學術地位頗受肯定。名單中的27人中,有12人 (44%) 任職於各社會系所。

4.      英國博士,始於1989年畢業,任職於國防醫學院之劉仲冬。到1990s年代零星出現,但均任職於諸如教育、性別、勞工、歐美等系所。到2002年起,旅英博士開始較大量湧現,人數上逐漸超過德國歸國者。同時隨著姚人多、陳美華、鄭斐文等應聘於清大跟東海,旅英學者也逐步進入社會系所。名單32人中,有8人任職於社會系所。

5.      從法國、澳洲、加拿大等國取得博士的學者,也在1990s年代中葉浮現或漸增,一定程度促進台灣社會學界的多元化。其中有幾位進入社會系所者,多數來自澳洲、加拿大等英語系國家。從非英語系國家歸國者(法國、日本)則多往其它科系任職。

延伸議題:

從上述資料,我想延伸點到三個議題:

1. Geopolitics, Flow of Expertise and Scholar Demography

如前文點出,早年留美博士的主導地位與冷戰的台美聯盟,到後來德、英等地學者的增加,則與解嚴(後冷戰)對留學管制的開放、兩德統一的政治安定、以及國人慕學對象的多元化有關。這裡觀點,點出跨國的知識流動,乃至於國內學者的人口結構,甚至於是這些學者所代表的知識視野,是如何受到地緣政治與台灣政策的的影響。這也是我期待在知識產流世界體系的概念架構下,所探討的。

2. Micro-Politics Behind the Placement

不同國家訓練的博士,在就業職場上的分佈,背後藏著許多複雜的微政治,有很多詮釋探討的空間。可以追究的議題,包括了學術界的語言政治(英語優勢?),對各國學制/訓練的刻板印象(某一種符號資本)與變遷、人脈效應等等。

3. The Missing Common Ground?

近十多年台灣社會學界博士學位的地理多元化,除了表面上「增加視野多元性」,我以為,也帶來一些還沒有被好好正視的,學術溝通上的挑戰。簡單說,當今學界同仁在不同體系繼受不同的訓練,對於社會學是什麼,有什麼目的標準,可能有差異不小的理解。但是近十年間,卻不曾出現一個平台,讓大家好好深入對話這些基本議題。因而不管在研討會的評論、期刊評審,不乏出現一些各說各話、沒有交集的狀況。如何能促進,繼受不同體系訓練的學者,彼此的理解欣賞,將會是接下來學界重要的挑戰。

參考:Facebook 的後續討論

Citation in MLA format

Tzeng, Albert (曾柏文) (2010) “Where have the Taiwanese sociologists come from?- A trend analysis of the countries of PhD degree attainment.” (台灣社會學博士打哪來?- 學位取得國趨勢分析). Weblog entry, Patterns of Mind. Dec 9 2010. Retrieved [Access Date] from http://wp.me/p17Hsv-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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