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邊緣的現代性：四小龍南北組的地緣脈絡

前天在台灣社會學年會上，買到黃崇憲、汪宏倫編的《帝國邊緣》，書還熱。本書企圖用對「現代性」的追索，總結台灣社會發展史！其書名「帝國邊緣」，取的更是令人激賞！讓我聯想起自己在對新加坡、香港、台灣的對照研究中，浮現的一些體會。書還沒展卷，想先寫一點「讀前聯想」（非「讀後心得」），替此時的思緒留一點註記。

用「現代性」梳理社會史

這本書的設定，讓我想起 2003年，新加坡國大社會系出版的 The Making of Singapore Sociology中。該書總編也用「現代性」跟「現代化」兩個關鍵字，來組織全書十四章關於新加坡社會的研究回顧；其中第一組談「狀態與特徵」，第二組文章談動態的變遷。台灣與新加坡兩個地方的學界，何以都出現一本以「現代性」為軸，企圖總結其社會研究的書籍？

不熟悉社會學的朋友，可能不是很能理解，用現代性/ 現代化這樣的觀念來總結社會變遷的意義。其實在社會學的討論脈絡中，做為社會學研究對象的所謂「社會」，其本身，就是一種浮現於工業革命與政治民主革命後的「現代現象」，而這種社會具備的種種特質，包括都會化、組織化、市場化、資訊化等等，都可歸結到現代性此一概念。LSE 的 Nigel Dodd 就曾專書追索，貫穿在各種社會理論的「現代性」主軸。甚至我們可以說，社會學的發展，本身就是企圖去處理現代性及其後果。

何以謂「帝國邊緣」？

包含台灣跟新加坡在內的亞洲四小龍，其邁向現代化（現代性的浮現），都是始於殖民者的植入，並在戰後冷戰對峙的地緣結構下，頂著某種危機感而加速提升。所以某種程度上，要敘述這四個地方的社會史與現代化，確實不能忽視，其處於四組「帝國」勢力相互拉扯的「邊緣」位置。

這四組帝國結構，包括傳統上扮演東亞文化霸權的中華帝國、十六世紀以來從麻六甲北上的傳統歐陸帝國勢力（英、荷、西等）、明治革新後晉身為第亞洲第一個現代強權（並企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帝國，以及兩次大戰以來主導冷戰對峙的美國。

四個地方，在歷史上都受到傳統中華文化的影響（所以才有人以儒家文化圈解釋其經濟成功），也在冷戰期間，在美國的太平洋戰略中受到扶植與節制。至於位處東北亞的日本，跟繞行麻六甲北上的傳統歐洲的殖民強權，則在東亞這一帶形成「南北對峙」結構，並對四小龍產生比例不一的影響。

台灣、南韓 vs 新加坡、香港

其實在對照「台灣、南韓」跟「香港、新加坡」兩組小龍的戰後發展模式時，很難不去注意到，其與過去殖民經驗的關連。台韓過去是日本殖民地，成為資源掠奪之所在，但也因為這種資源開發需要建設的基礎設施，留下實業基礎，成為戰後工業化的先聲。相對而言，新、港做為大英帝國的貿易中轉港口，則很早就被鑲嵌在橫跨大英國協的國際英語貿易網路中，成為交織著物流、人流、金流、訊息流的「節點」，替日後金融業跟高端商業服務業的發展留下根基。

即便是今天觀察四地的高教體系，也可看見這種影響。新加坡與香港的大學，承繼英國殖民遺產，以英文為主要語言，而或因長久以來在大英國協學術網路的連結跟知名度，當英國THES評比甫一出台即高居前沿。但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大學的國際能見度，卻是以弱化了跟在地「非英語」社會脈絡之連結為代價。相對而言，台韓甚至日本的大學，保持強勁的本土語言書寫傳統，也與在地社會有深厚連結，不過在這波所謂「國際化」的浪潮中，也相對顯得更為進退失據。

回看這本書，四組帝國勢力中只觸其三，誠因關注者以台灣為主，為歐陸老殖民者勢力北行的邊界。不過光是書名「帝國邊緣」這四個字，就足以呼應個人在研究中的諸多聯想觀察，很期待。展卷前，以這篇短文以為記。

相關書寫 新加坡大學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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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FB討論

Albert 補充

文章分成三小段，其實前兩段是寫給沒有社會學背景的朋友，對於學界朋友，實在過於淺白。不過我最想寫的是第三段。

傳統文獻談「南北」，北部代表前殖民強權、核心的，南方代表被殖民的、弱勢的。可是在亞洲四小龍中，處於南方的香港、新加坡，卻比北方的台灣、南韓，更貼近當代訊息貿易網路中的「核心」。思考這種南北權力關係的逆轉，我才想到，源於早期歐洲殖民力量擴散時，去非洲、拉美、南亞、紐澳，都是南向的，只有在東亞穿過麻六甲北上的這一支，方向逆轉為北上。

在上世紀初的東亞，中華帝國積弱不振，美國勢力也還沒投射到太平洋西岸，在亞洲東緣的島鍊，便成為「亞洲北方」的新殖民國日本，跟來自「歐洲北方」的老殖民國英國，競逐的場域。

前者勢力南及台灣，二次大戰期間前者曾一度攻佔香港新馬，不過戰後被打回原形，失去台韓，東亞共榮圈南柯一夢。後者北及香港，雖在二戰期間曾一度失去亞洲據點，反而在戰後去殖民化運動中，還能優雅地保有跟許多前屬地新政權的友好關係（甚至是香港的實質統治），延續其國際貿易網路。

所以從台灣南望，隱隱跨過的一條線，正是昔日英帝國與日本帝國對峙的分界。這條線，隱隱然對應到今日兩側的經貿型態、語言政治、甚至是歷史感。

黃湯姆回應

殖民與現代化相互交錯，陳芳明稱此為"殖民現代性"。日本作為亞洲第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為在西方帝國的嘲諷中作出成績，對新掠之地(台灣)的經營，甚至比內地(此指日本)猶勝。後藤新平及轄下菁英若在日本的官僚體系中，不見得有此成績(後藤只會說大話是國內有名的)。台灣在城市改正，鐵公路運輸，港口興築，郵政電信，乃至於軟體上的戶政制度，土地改革，文化建設(如採行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我記得許多單項工作(如下水道與人口普查)⋯⋯的完成不只超前中華帝國，甚至超過日本，有實驗之地意味，摩登(毛斷)一詞，也是二十世紀初出現於台灣城市生活中。(英美法均曾覬覦台灣，煤炭動力時代，基隆可為重要的補給站。在殖民之初日本窮於平亂經營不善，國內議會還曾有將這燙手山芋售與法國之議。)

而"殖民現代性"的兩面也在於，在這現代化的宣傳之下，有多少殖民之惡被抹去。帝國的審美之眼多記錄現代碼頭 糖廠煙囪 明潭電廠 嘉南大圳，而另一面庶民所見的歷史真實(如伴隨公路網發展的全台清剿 糖業會社下的剝削 供應建設財源的公債強銷與鴉片煙酒專賣 始終是現代化中主旋律的高壓警政)，則要廢一番心思去尋去挖掘。但台韓殖民經驗也有很大不同，台灣作為海軍南向政策之重要關鍵，在三零年代開始有系統地工業化(大多是軍需工業)，而朝鮮半島上仍多以農業為主，雖多屬掠奪資源的殖民體制，但硬體建設的成果有很大的不同。台灣戰後在廢墟高雄上的重建，幾乎是貼合著戰前的工業紋理。

“台韓甚至日本的大學，保持強勁的本土語言書寫傳統。"這還要論及戰後新政權的舉措，日本殖民者在幾十年的過程中逐步禁漢文，乃至於戰爭期世代是全以日語學習現代知識的一代，他們眼中的東京，跟許多殖民地子民眼中的巴黎，同是現代性之都。而戰後沒多久，行政長官公署即宣告全面禁日語。台灣這保留著本土語言書寫傳統，其實是經歷兩次的失語。

英國離開馬來半島與緬甸不見得優雅，甚至其子民對英日的觀感也不見得傾向英國，日本之於緬甸開國三十志士的歷史是為一事例，那個虛幻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確改變了東南亞戰後的地緣面貌，它亦不全是完全的南柯一夢，君不見日本商社六零年代的開疆拓土，亦有那戰前幻影的真實呈現之感。

台灣人與韓人對日本之觀感兩極，可以從建築來看，金泳三把總督府視為殖民時代之恥辱，拆除之。而台灣現今的最高行政權力仍從凱達格蘭大道尾的那棟建築放射出來。民族主義式的反日宣傳曾是國民教育的一部，但實際上，台灣的經濟很長的一段時間，仍延續著舊日依賴日本的殖民經濟結構，某種程度這也是冷戰局勢下的必然。至於老台灣人對日的真實觀感，尚有階級兩端的不同看法，再雜揉戰後國民政權的對比，那情感之複雜遠不是哈日或仇日可以形容。

美國的殖民力量先取得太平洋中間的諸島，而後又藉由美西戰爭之得勝而取得菲律賓(又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殖民模式)，從地圖上來看，他們終將為了南洋諸島上的石油，而在台灣這處歷史的十字路口上對撞。(拉大視野，其實還有一個由西往東的為俄羅斯，還曾跨過白令海峽到達阿拉斯加，但他在1905就先退出了。)

Albert 回應
湯姆，好文！受益良多！我寫前文時，主要目的是去勾勒在台韓、新港之間差異的大輪廓。確實在書寫的怠惰下，把許多更細部的輪廓擱下，失之過度簡化。

你提到：1 台灣新政之實驗性、2 台灣殖民經驗的兩面陳述、3 台韓殖民經驗的反差、4 戰後語言政治（兩度失語）、5 英日在東南亞遺產的不同評價、6 美俄在此地區的足跡

以上我皆認同。我只先針對3.4.5.三點補充一些之前沒寫清楚的想法：

3.台韓民間，對日本殖民記憶的反差，跟幾個韓國朋友都曾聊及。我在過去討論中，傾向從兩個方向詮釋。第一個，是兩地受到日本佔領時，「國族形構」(nation formation) 程度的不同。也就是韓國在受到日本佔領時，已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清晰的國族認同。相對而言，台灣當時除了少數仕紳階級因為讀書，有比較強烈的清國認同（甚至在失望下對「台灣國」的轉化），大多數渡海來台的移墾民眾，最多僅有同鄉認同或生活聚落的認同。雖然小規模基於愛鄉護土的抗日事件層出不窮，但因為沒有在情緒上，被動員到對「想像的國族」的侵辱。或因於此，台韓兩地民眾對於日本入侵的心理反彈強度不同，而接收治理的阻力，也必然引來不同的治理風格。

第二個，則是戰後治理經驗的差異。簡單來說，就是台灣做為一個「被日本化」的社會，從以達到初步現代化的日本統治者手中，交還給前現代的國民黨戰時政權，被一群剛跟日本打完戰的老粗統治，造成的諸多誤解、互不認同，與各種失落衝突（忽然被捲進更無底洞的國共內戰，物資外流、物價飛漲，乃至於二二八事件）。這些現實上挫折的經驗，很容易讓日本殖民記憶，做為一種對照組，被浪漫化。而這樣的結構不出現在韓國。

4. 在對比台韓、新港的殖民經驗中，有一個重要向度，我稍微碰到卻沒寫清楚的，正是「戰後政權對於殖民遺產的態度」。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持續到1997，甚至到今天，還在中國政權的對照之下，在文化心理層面被懷念而有所延續。（香港今日實處於政治文化上被中英雙重殖民的處境）。新加坡雖在1965年建國，但做為一個多元族群的新國家，李光耀政權很有技巧地選擇性延續許多殖民遺產，甚至其國家歷史的書寫，還是從Raffles登陸開始。新加坡建國後沒幾年，馬來裔著名學者 Syed Hussien Alatas 曾專書為考據Raffles ，反駁當時 (英國為主) 文獻中過度正面的陳述。某位受訪者曾表示，該書的言外之意，正是在批判解殖民後的新加坡「一直以殖民者為榮」的特殊現象。

相對而言，台灣跟韓國戰後的政府，基本上都否定日本戰前的經營成績。即使台灣民間在國民黨治台之初亂象的對照下，有不少緬懷昔日的情愫，但至少官方政權採否定態度，一律將日本殖民經驗定調為「掠奪」，所以要遲至數十年後解嚴，台灣社會才又有系統地重新去發現、研究，日本殖民的正面遺產。

這種殖民經驗的 延續 vs. 斷裂，也形成南北對照的重要特質。只是再細就下去，又可以說，新港是殖民者語言的延續，韓國是回歸其本土語言，但台灣民眾，其實是再度被迫去接受「中國殖民者」的語言，而非回歸到嚴格意義上的「本土語言」。

5. 我在對照台韓新港時，對東南亞其它殖民地的關照，確實有所不足。從台灣面向南方時，面對的是殖民經驗上有異質性的一片區域。大多數地方，仍然只是比台灣更等而次之的「資源地」，其實只有新加坡跟香港，做為區域貿易經營的entrport，這整個貿易（剝削）體系通往倫敦的重要節點，被賦予更貼近帝國核心的角色。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新加坡跟香港的經營，自始至終，就屬於「非典型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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