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的侷限，與對司法的參考價值

前文所言，「我贊成民間機構有針對司法案件啟動民調的權力」，引起FB 版上一輪關於民調技術與效力的質問。基於持續對話的義務，我寫了一篇回應，談「民調」，也談承審法官能如何「參考民調」：

先說，我支持民間機構（媒體、智庫、政黨、商業公司）製作發佈民調的「權力」，但我自己只會淡淡地看民調，更厭惡於對民調過多詮釋。

這不僅僅是民調機構公信力與政治立場的問題，而是在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層面，民調總是涉及將複雜多元的看法，「強迫化約」到預先定義的選項。

這種由強迫表態化約成的數字呈現，將豐富的民意「符號化」、「板塊化」，只能提供一種非常低解析度、馬賽克式的民意圖像。其將做為主體的民眾，「客體化」成一種結構，大幅減少其能動性（能被呈現、想像）的向度。

對民調結果的任何詮釋，都需要填入大量的主觀想像力，卻往往偽裝成是「基於客觀數字。」更糟的是，許多人還會用用這種心理錯覺，濫用民調以操弄公共觀瞻。

既然這麼扭曲，又有這麼多問題，那我為什麼要支持民調的製作？某種程度上，一方面我覺得這種東西勢不可免，只能讓大家多看多討論下，逐漸建立起對民調（過度詮釋）的免疫力（又稱批判思考能力）。

況且，雖然民調提供的只是一個很模糊、不真實的圖像，但那至少也是個圖像，仍保有民意的某些結構特徵。民調就像毛玻璃窗，看不清楚外面風景，但至少晴天陰雨還是可以依稀看出一點。如果因為看不清楚，連窗都不要，那只剩一片黑暗。

我所謂的「法官參考民調」，決不是「照民調判案」。而是說，在判決書撰寫前，知道公眾的看法紛圍，方能更清楚掌握筆下這份文本，在公共對話中的發言位置。畢竟眾所矚目案件的判決，永遠不可能是法院關起門來自己玩的遊戲。判決書的撰寫，不管喜不喜歡，注定成為司法體系與公眾對話的一輪發言，也將成為一個社會摸索正義的歷史一環。此時對於社會的關注，凡意識到「司法在社會的鑲嵌性」的法官，應有傾聽的雅量，並有回應（可以接受、可以駁斥）對話的責任。

就像我們出門前看看毛玻璃窗外的天氣，你可能會調整不同的衣服，但是該出門的還是要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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