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鴻海連跳事件，引發中研院林宗弘等學者連署抗議。記者會場，黃德北控訴郭台銘為「台灣之恥」，引發媒體廣為報導，也引起部分反彈爭議。七月間我王宏仁的FB上的相關討論，跟邱毓斌有一段切磋。
我以為這樣的發言算一種「過激」，容易模糊焦點、減少運動者能動員的社會支持，值得反省。毓斌則認為考量實情，說是「台灣之恥」只是剛剛好，發言者毋須承擔責難。
Albert 原留言
一個好好的連署，弄到今天多數人不記得訴求，只記得「台灣之恥」這樣的帽子，很是可惜。一個強烈的用詞，能吸引媒體關注，卻往往模糊背後論理的依據（特別是搶走對國際分工結構，與蘋果的品牌商的批判，幾乎被蓋過），更削弱社會大眾對連署的認同。
這一個多月來跟許多圈外朋友聊過，雖然許多人都認為鴻海有改革空間，但是對於稱之為「恥」，一筆抹去其創造就業與公益的貢獻，多有不認同之處。而我也僅能轉達連署文件，強調原本訴求重點，並將這個「台灣之恥」的議題設定，歸咎為現場情緒擦槍走火，以及媒體炒作追風（我強調，原文件中從未出現過這樣的字眼）。我以為，發動運動者必須爭取社會支持。
因此，對這種因過激而削弱本身訴求正當性的意外，均需更謹慎（所以發動遊行時一定要有糾察隊）。而當有這種造成焦點轉移的意外後，我們也要自問，我們是否有以相同的標準要求我們的活動伙伴？對於在行動中措辭過當的瑕疵，是否有展現反省？只持續對鴻海批判，卻沒有展現自律，反而會將運動者邊緣化。
Yubin Chiu 回應，兩個關鍵看法摘要如下：
1.
“我懷疑，當一個人認同「企業創造就業與公益」是一種貢獻的時候，會因為沒有這句「台灣之恥」，而支持譴責富士康管理行徑？…… 這場運動是不是會邊緣化，這四個字只是表象原因，花多少心力去挑戰「企業僱用勞工就是社會貢獻」這種價值才可能是重點。"
2.
" 發動者應該是希望「學者」形象能對鴻海產生壓力，講了「台灣之恥」則是喪失了那種「客觀中立學者」的形象。講白了，學者如果「現場情緒擦槍走火」就不值錢了，也容易被鴻海跟媒體等逮到機會，像你那些朋友一樣，「創造就業與公益是一種貢獻」vs「情緒失控的偏執學者」的邏輯就出來啦。不過，以我之見，這還不用出動糾察隊的程度，因為郭董真要找到灰心喪志的理由不難…."
Albert 回應
1.
“花多少心力去挑戰「企業僱用勞工就是社會貢獻」這種價值" … 一語中的，謝謝Yubin提醒。
不過這當中確實有一條不容易看清楚的線。
我一方面深信，許多企業的運作，乃至其參與建構的整體經濟結構，存在許多看的清或看不清的不正義，需要抵抗與批判。但另一方面，我也願意接受，「企業家」透過對社會經濟活動「企畫、並執行」出一種新的安排，創造出新的（就業、商品、福利、稅收）可能性，是一種成就。我考量的這種成就，也不專屬於商業企業，包括社會創業、非營利組織、甚至一些社會運動的組織者，都可能展現出這種企畫與執行力。
運動者要面對的現實是，後面這種態度，在當前台灣民眾心中很普遍（我的老東家，天下遠見集團，算是普及這種態度的主要做手），也確實有一定道理。如果無視其存，在而只照著前一種邏輯去展開訴求，這個運動的「社會黏度」會不足。
可麻煩的是，這兩種視角關注的現象，往往交織產生。政府、企業家、勞工、運動者、民眾，也都有各任容忍接納不同的線。這邊先容我節制過度奔流的思緒。
2.
「創造就業與公益是一種貢獻」vs「情緒失控的偏執學者」的對比，確實是一些民間輿論展開的邏輯。但我以為，這足以動用到糾察隊。Yubin 說到郭董要找灰心喪志的理由不難，但我根本不在乎郭董是否灰心喪志。這邊關鍵的不是郭董，而是社會輿論，對於運動訴求的理解認同。
學者本身做為一種發動輿論、型塑論述風向的載體，若縱容情緒在不恰當的時機失控（不是不可以有，要看火喉），那就像車還沒啟動就猛採油門，只會讓輪胎空轉。車衝不快，傷輪胎而已。
Yubin Chiu 再論
我之所以不認為有什麼動用糾察隊的必要，是因為我認為台灣首富到國外採取這樣高壓的管理，以我自己對珠三角工業區以及富士康的理解，說郭台銘是台灣之恥其實是剛好而已。策略上我贊成講得保守一點，但是講了也不是大問題，因為這項行動本來就包含了對台灣跨國資本的批判。社會運動要挑戰的不只是資本，也包括社會。前兩天何東洪林宗弘等學者對郭台銘借題發揮的反應，在這點上就接續得得很好。
話說回來，學者如果沒有了情緒，鎖在「客觀中立」的框框裡，世界上大概會少了很多精彩的大師吧。
企業的社會貢獻，不在於創造就業機會與公益，而是創造出什麼樣的就業、經濟行為以及造成了什麼社會後果。這是CSR的入門ABC。同理，勞工找到工作絕不是社會貢獻，端賴於工作表現、產出的結果。標準在哪？那是各方爭論的結果，台灣非常需要這樣的爭論，這部份已經讓遠見天下界定太久了。
所以柏文認為是空轉，我恰恰好認為是打進了一檔，速度不快，聲音很大，接著能不能打進二檔，找到好的策略誘發社會更多的爭辯。我們不用急著看社會多數支不支持，社會運動不是選舉，過半數不一定成功，少於半數不一定失敗，發起一個連署不用如縣市首長般擔心民調高低的。
Albert 回應
你說的，我特別同意兩句話
⋯⋯"學者如果沒有了情緒，鎖在「客觀中立」的框框裡，世界上大概會少了很多精彩的大師吧。"
“企業的社會貢獻，不在於創造就業機會與公益，而是創造出什麼樣的就業、經濟行為以及造成了什麼社會後果"
我對「台灣之恥」一詞的保留態度，有三個層次的理由：
首先是從公共傳播的角度。承前所述，我覺得對實際狀況的報導揭露，比直接扣上任何價值指控，更有力量（因而你轉貼的那篇文章，是好文章）。標籤先行，反而導致公共溝通的阻力。
其次，是我傾向將富士康的問題，放在整個珠三角經濟區的勞動狀況（無路可退的農民工，普遍低落的勞動條件），乃至國際商品/資本結構中看待（品牌商低代工給付，逐利資本代言人給鴻海的壓力）。富士康當然有共謀的責任，但這些悲劇要究責，不能忘記蘋果等品牌商、富士康持股資方、中國地方政府，這些共業的承擔者。比起扣郭董這個帽子，我更傾向支持原連署文中，對於整體結構較均衡的批判。
最後，是個人對語言的偏好。這沒辦法解釋什麼，這是我成長過程父母教育，對個人造成的一種綑綁。
記者會爆衝後，其實只有兩種處理方式：
一種是我前面建議的，糾察隊，把爆衝的字句追回來，減少公共溝通阻力。另一種，則是「大軍隨後上」，既然說「台灣之恥」有許多人不易接受，那就必須用更多紀錄、書寫、影像、敘事，把富士康勞工面對的人生處境，揭露在蘋果的消費者、鴻海的投資者、「新經營之神」的崇拜者眼前。而如同我前面說的，我永遠相信，平靜的真實敘事，比起強烈的道德譴責，更有穿透力。
Yubin
嗯，對的，開放地公共溝通、深入研究、平和語言，這我都同意，社會運動行動者更希望如此。但是為甚麼實際社會運作不是如此？要深究的話，學者一次的發言，不會在我責怪名單上，最起碼不是前幾項成因。
如果是在社會運動的脈絡底下討論（從柏文第一篇留言看起來是），設立糾察隊主要目的，是以運動本身的價值為基礎，排除壓制與破壞運動的力量。這跟學校糾察是兩回事，後者是在複製教官/學校的邏輯管制學生。
「台灣之恥」的發言，並沒有對抗到運動，頂多是調子沒講好。柏文援引鴻海有社會貢獻、必須照顧到你的老東家天下遠見集團等主流的意見、社會斥拒學者「非理性」形象，或像宏仁所言的破壞「和諧」等等，因為這些原因必須要動用糾察隊。我擔心，那會落得跟學校糾察隊一樣，拿教官邏輯管制學生，拿主流價值來管制社會運動。價值決定位置，以及接下來的策略，用主流價值來搞社運，問題在哪裡就不用我多說了。
當然，後續的書寫影像揭露等等，那本該是運動的一部分，十分贊成，我上段那樣講，不代表我覺得與社會溝通是不必要的。不過，平靜的真實敘事，要有時間閱聽、具備視聽能力與設備的人方能感受到其穿透力，仍有一定的侷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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