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扁案，司法歧見的意義

隔一個禮拜，台北地院與最高法院兩個扁案的分別判決，對照出對「總統職權」的兩種解讀。有人揶揄「最高法院打周占春一巴掌」，有人感慨「法官鬥法、人民無所適從」。以上看法都忽視了，司法歧見的正面意義。

三級三審制度的設計，本就預設了，對於正義實踐的詮釋，不存在唯一、客觀、有共識的標準。所以需要「辯證」，透過來回的折衝考量去逼近一個最佳解，能在 一方面兼顧司法體系的內在邏輯，另一方面試圖去貼近當前社會正義觀。這種辯證，發生在法官本身的心證裁量、發生在和議庭中的討論折衝，而對於爭議性大到足 以提起上訴的案件，辯證也發生在上下級法院的更裁。

這邊的重點是，司法過程中，歧見本不可避免，此時與其要求法院表現出一致的看法，吾寧期待在判決書中、在上級法院的更審中，將這些分歧清楚言說呈現。

進一步言，幸有這兩個判決，將「總統職權」的不同詮釋對照出來，才能引起後續的社會討論，甚至若有必要，啟動修法機制，彌補相關法條不周延處。周占春合議庭做為二次金改案初審法院，論述一種角度，拋出容社會公評，對正義實踐長期的精緻化，有不應否定的貢獻。最高法院做為龍潭案終審法庭，綜合前判自為判決，亦有確立觀點的擔當。

我們對正義的看法，本有分歧。故對實質正義的追求，仍須透過對程序正義的遵循來完成。不能貪圖某種版本正義觀遂行的暢快，逃避辯證折衝的麻煩。

（刊於2010.10.13 中國時報，標題改為《兩個扁案 寶貴的司法歧見》本文為未刪節版）

補充說明：

我願承認定周占春判決在法理辯證的價值，但這不代表我主張，總統家族私下收受金融界如此龐大現金，毫無道德問題。

我對周占春判決的肯定，只在於其指出總統「法定職權」與「實質作為」長久以來脫離的現象，值得大家深思，而其申明「依法訂職權論罪」的這套看法，也值得法界進一步析辯。

但是回到實質正義的層面，我確實認為，民選總統私下收受金融界大額現金，嚴重打亂金融政治倫理，也違背選民（包括當年投票給阿扁的我）交付之信任。如果依現行法律無法治之，那是法律不足，或需經修法，或經對法律意旨的進一步詮釋（如後來高院判決），以回應社會對正義的期待。

想寫這一篇，著實是因為有太多偏藍媒體與論者，在追求其心中理解的實質正義之遂行時，踐踏了對司法獨立與程序正義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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