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與「人文型知識份子」的析辯

Jeff 從對李家同近年一些發言的質疑，延伸批判四位「公眾學棍」。讀罷，我以為，其論理脈絡反映了台灣社會近年來常見的一種觀念盲點，也就是對「專家」與「人文知識份子」兩種角色的混淆。

「專家」這種角色，預設學術分工的前提，強調專業資格，強調同儕審查、強調知識的權威性。「人文知識份子」這種角色，著重跨領域的整合，強調人文涵養、強調與公眾直接對話、強調詮釋的溝通性。

十八世紀之前的知識份子，不論中西，想像中的典範都是後者。當時專攻於單一知識技術領域者，往往被視為是末流。是直到科學革命，搭配著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在歐陸興起，連帶掀起了強調專業分工的科學主義，「專家」這種角色形象，才逐漸提升，並在上個世紀對科學技術的盲目崇拜中，被當成知識份子的典範。

許多我們目前視為理所當然的學術倫理，或對學者角色的期許，其實隱含了這種「科學主義」與「知識工業/資本性格」的立場。

然而相對於當前主流的「專業主義」，批評反省的聲浪也從未停止。主要論點，包含 1. 專業主義割裂許多議題的整體性，形成許多瑣碎的領域 2. 科學主義崇拜知識的工具，忽視人本觀點，經常出現用技術來支配人性的傾向 3. 專業主義維護知識上的少數壟斷，阻礙普及 4. 專業主義具有政治上的獨裁性格（至少是貴族政治），不利於民主深化 5. 專業主義假裝「價值中立」，其實隱藏了某些（男性的、理性的、實證的、現實主義的、秩序的）價值。

這些批評聲音，可能來自女性主義、解構、後結構、後殖民、後現代。有時，會被人統稱為，知識左派。當中，有不少人身體實踐地反過來致力追求古代理想中的，人文主義式的知識份子角色。這種「人文知識份子」，在社會中扮演的是不同角度/價值的提問者、言說者、詮釋者。他們透過不斷的溝通，提供其他成員詮釋的參照，鬆動既有的理解架構（及其背後鑲嵌的權力結構）。

這些人文知識份子，不能（像古代的教士、當代的科學家）宣稱其所言者是「真理」。我的老闆Steve Fuller 甚至主張，這些知識份子甚至應有「說錯話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wrong)。因為，如果我們要求每個人必須確定所言為真，才准發言，那整個社會將變得十分寂靜 ，許多（實驗性的、可供公評爭辯的）觀點，將無法浮現在我的認知視野中。

回頭看你說的這四個人，他們的爭議，都來自於從「專家」向「人文性知識份子」角色的跨越。他們多從科學主義下的專業訓練取得最初的地位，卻懷抱著某種繼承自的傳統知識份子理想，只是從前者向後者跨越的過程中，卻不見得能釐清兩者不同的姿態與知識倫理。例如，這些學者/知識份子確最可議之處。是在就其個人人文觀點/價值選擇發聲時，動輒（怠惰地）躲回專業的堡壘中。

可是另一方面，也是讓台灣這個已被「科學主義」（例如是胡適講的「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洗腦的社會，對於這種專家/知識份子間的角色遞移，有點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一方面，媒體/社會有時會對其本於個人立場的言論，額外加以「專家」的光環，毫無節制地擴大其影響力。這些機制中，有時還涉及媒體炒作的商業算計。另一方面，批評檢討的聲浪中，包括你的文字，也經常出現對兩套標準的混淆適用。

我認為，做為知識份子，他們仍有絕對的權利，去言說。他們如要進步，最重要的是要學會去區分，哪些話是出於專業的的證詞，哪些是挾帶個人價值，出於人文主義的詮釋辯證，並在言說後者時，小心不訴諸於專業頭銜的非法權威。

不過在這個畫面中，更重要的是社會上的他者，包括媒介、其它知識份子、與閱聽受眾。我們得發展出，一套更成熟的，知道如何看待/欣賞「人文知識份子」演出的文化。

這兩者，都牽涉到一條不容易劃分的線，區隔著需要專業同儕審查的「學術場域」，以及以大眾與其他知識份子為訴求對象，無涉專業同儕的「公共場域」。因此，我反對你的結論— 也就是說，這四個人在公共場域的發言，問題不在「本來被聽者委任的要去幫忙做好評鑑工作的那群學術同業人員」，而仍是在「講者」與「聽者」，或更精準一點，台灣講者聽者所共構的，對「專家/人文知識份子」標準混淆不清的概念。

 

次晨重讀，發現前夜寫得太快，發覺有一段有瑕疵:

“….「人文知識份子」這種角色，著重跨領域的整合，強調人文涵養、強調與公眾直接對話、強調詮釋的溝通性。十八世紀之前的知識份子，不論中西，想像中的典範都是後者。…"

這邊的瑕疵是，「強調與公眾直接對話、強調詮釋的溝通性」這段陳述，其實是在教育普及、有民主觀念後，甚至出現大眾媒體後，才被凸顯的現代角色。

十八世紀以前中西的知識份子，的確沒那麼專化、的確跨比較多領域、的確強調人文精神（科學的概念尚未出現） …. 不過其對話對象，受限於一般民眾教育程度，以及媒體技術（紙），範疇比當代狹窄很多，往往僅限於有受到相似教育的知識階級– 如歐陸中世紀的教士、中國的士大夫。

其為學動機，也無涉於「公眾對話、溝通理性」隱含的民主承諾（個概念尚未普及）。中世紀教士階級為學是為了見證上帝，中國士大夫為學是為了進可服務朝廷，退能執教鄉野。即便後者有面對公眾的一面，兩者在知識權力的向度上，都較為傾向於服務於既有（西方基督教，中國儒家/朝廷）權威。

某種意義上，從古代知識份子，走向「專家」與當代「人文知識份子」的分裂，背後的歷史動力，是賽先生與德先生的同步登場（以及其中的張力）。科學技術發展，強化了專家角色，民主觀念的提倡，賦予了人文知識份子在政治光譜上的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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