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作者:Albert Tzeng | 2010/09/11

「專家」與「人文型知識份子」的析辯

Jeff 從對李家同近年一些發言的質疑,延伸批判四位「公眾學棍」。讀罷,我以為,其論理脈絡反映了台灣社會近年來常見的一種觀念盲點,也就是對「專家」與「人文知識份子」兩種角色的混淆。

「專家」這種角色,預設學術分工的前提,強調專業資格,強調同儕審查、強調知識的權威性。「人文知識份子」這種角色,著重跨領域的整合,強調人文涵養、強調與公眾直接對話、強調詮釋的溝通性。

十八世紀之前的知識份子,不論中西,想像中的典範都是後者。當時專攻於單一知識技術領域者,往往被視為是末流。是直到科學革命,搭配著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在歐陸興起,連帶掀起了強調專業分工的科學主義,「專家」這種角色形象,才逐漸提升,並在上個世紀對科學技術的盲目崇拜中,被當成知識份子的典範。

許多我們目前視為理所當然的學術倫理,或對學者角色的期許,其實隱含了這種「科學主義」與「知識工業/資本性格」的立場。

然而相對於當前主流的「專業主義」,批評反省的聲浪也從未停止。主要論點,包含 1. 專業主義割裂許多議題的整體性,形成許多瑣碎的領域 2. 科學主義崇拜知識的工具,忽視人本觀點,經常出現用技術來支配人性的傾向 3. 專業主義維護知識上的少數壟斷,阻礙普及 4. 專業主義具有政治上的獨裁性格(至少是貴族政治),不利於民主深化 5. 專業主義假裝「價值中立」,其實隱藏了某些(男性的、理性的、實證的、現實主義的、秩序的)價值。

這些批評聲音,可能來自女性主義、解構、後結構、後殖民、後現代。有時,會被人統稱為,知識左派。當中,有不少人身體實踐地反過來致力追求古代理想中的,人文主義式的知識份子角色。這種「人文知識份子」,在社會中扮演的是不同角度/價值的提問者、言說者、詮釋者。他們透過不斷的溝通,提供其他成員詮釋的參照,鬆動既有的理解架構(及其背後鑲嵌的權力結構)。

這些人文知識份子,不能(像古代的教士、當代的科學家)宣稱其所言者是「真理」。我的老闆Steve Fuller 甚至主張,這些知識份子甚至應有「說錯話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wrong)。因為,如果我們要求每個人必須確定所言為真,才准發言,那整個社會將變得十分寂靜 ,許多(實驗性的、可供公評爭辯的)觀點,將無法浮現在我的認知視野中。

回頭看你說的這四個人,他們的爭議,都來自於從「專家」向「人文性知識份子」角色的跨越。他們多從科學主義下的專業訓練取得最初的地位,卻懷抱著某種繼承自的傳統知識份子理想,只是從前者向後者跨越的過程中,卻不見得能釐清兩者不同的姿態與知識倫理。例如,這些學者/知識份子確最可議之處。是在就其個人人文觀點/價值選擇發聲時,動輒(怠惰地)躲回專業的堡壘中。

可是另一方面,也是讓台灣這個已被「科學主義」(例如是胡適講的「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洗腦的社會,對於這種專家/知識份子間的角色遞移,有點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一方面,媒體/社會有時會對其本於個人立場的言論,額外加以「專家」的光環,毫無節制地擴大其影響力。這些機制中,有時還涉及媒體炒作的商業算計。另一方面,批評檢討的聲浪中,包括你的文字,也經常出現對兩套標準的混淆適用。

我認為,做為知識份子,他們仍有絕對的權利,去言說。他們如要進步,最重要的是要學會去區分,哪些話是出於專業的的證詞,哪些是挾帶個人價值,出於人文主義的詮釋辯證,並在言說後者時,小心不訴諸於專業頭銜的非法權威。

不過在這個畫面中,更重要的是社會上的他者,包括媒介、其它知識份子、與閱聽受眾。我們得發展出,一套更成熟的,知道如何看待/欣賞「人文知識份子」演出的文化。

這兩者,都牽涉到一條不容易劃分的線,區隔著需要專業同儕審查的「學術場域」,以及以大眾與其他知識份子為訴求對象,無涉專業同儕的「公共場域」。因此,我反對你的結論— 也就是說,這四個人在公共場域的發言,問題不在「本來被聽者委任的要去幫忙做好評鑑工作的那群學術同業人員」,而仍是在「講者」與「聽者」,或更精準一點,台灣講者聽者所共構的,對「專家/人文知識份子」標準混淆不清的概念。

 

次晨重讀,發現前夜寫得太快,發覺有一段有瑕疵:

“….「人文知識份子」這種角色,著重跨領域的整合,強調人文涵養、強調與公眾直接對話、強調詮釋的溝通性。十八世紀之前的知識份子,不論中西,想像中的典範都是後者。…"

這邊的瑕疵是,「強調與公眾直接對話、強調詮釋的溝通性」這段陳述,其實是在教育普及、有民主觀念後,甚至出現大眾媒體後,才被凸顯的現代角色。

十八世紀以前中西的知識份子,的確沒那麼專化、的確跨比較多領域、的確強調人文精神(科學的概念尚未出現) …. 不過其對話對象,受限於一般民眾教育程度,以及媒體技術(紙),範疇比當代狹窄很多,往往僅限於有受到相似教育的知識階級– 如歐陸中世紀的教士、中國的士大夫。

其為學動機,也無涉於「公眾對話、溝通理性」隱含的民主承諾(個概念尚未普及)。中世紀教士階級為學是為了見證上帝,中國士大夫為學是為了進可服務朝廷,退能執教鄉野。即便後者有面對公眾的一面,兩者在知識權力的向度上,都較為傾向於服務於既有(西方基督教,中國儒家/朝廷)權威。

某種意義上,從古代知識份子,走向「專家」與當代「人文知識份子」的分裂,背後的歷史動力,是賽先生與德先生的同步登場(以及其中的張力)。科學技術發展,強化了專家角色,民主觀念的提倡,賦予了人文知識份子在政治光譜上的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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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專家」與「人文型知識份子」的析辯 […]

  2. […] 最後引用之前寫過的一段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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