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作者:Albert Tzeng | 2010/09/08

與菁英教育價值的拉扯

每次談能力分班、菁英教育之類的問題,我都有點尷尬。我批判的對象,其實是自己成長軌跡的一部份寫照。做為一個昔日得利者,回頭談這些問題,難免有「得了便宜還賣乖」的感覺。
不過回想中學那些年,我隱隱然,一直在跟菁英教育的價值拉扯。

⋯⋯1.
國中,我念父親執教的明道中學,中部著名的私立學校。雖說校內是常態編班,全校招生卻早已經過一次考選,根本是一次大型的「能力編校」,一開始站在走進跟多數國中生不同的起點,只是當年自己還濛濛懂懂。

渾渾噩噩中,卻有幾次讓我印象深刻的事件。其中一次,是我在跟(念一般國中的)國小同學講電話,父親氣不過我講太久,忽然走到我房門叫罵,「那些國小同學都不用在聯絡啦。他們對你未來不會有什麼幫助!」

這什麼邏輯!?當時的錯愕、傷心,讓我銘心至今。日後才瞭解,父親擔心我會被「那些上一般國中的學生」帶壞。在他們的心中,外面的國中生有很多可疑份子,接觸到,小孩就可能變壞。

這種粗暴的分類切割,我以為,是一種為人父的怠惰。不過說穿了,有多少建制內的老師是採用類似的邏輯,透過標籤好壞(校/班)學生,來「保護」他們心中的好孩子?

附帶說一聲,這麼多年過後,我還是跟五六個國小同學保持聯繫。大家的路都很不同,也的確不是所謂「菁英」這條路。但也是在這樣的友誼中,讓我能保持對社會許多不同角落的觸覺,讓我受益良多。

2.
明道招生雖經過一輪篩選,但校內常態編班,同學的學科表現還是有不少落差。坦白說,當年我成績很好,因為教學遷就大家進度,的確有時覺得上課無聊。

不過,處在看那個程度參差不齊的班級,倒有兩個好處。

一是同學間的互助學習。當時因為學習較快,被指定為理化小老師,常幫同學解答相關疑惑。除了幫同學聽懂,會有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往往在解釋的過程中,我也逼使自己進一步釐清觀念。

另一方面,我也因為跟不同背景的同學相處,學會去欣賞大家各自的強處。當時最好的朋友阿哲,在全校總榜上落於中段,但是他的美工體能都讓我折服。我們合作過一件工藝作品,後來被老師借去各班展覽。這當中有我天馬行空的想法,但最後是成就於他精準的刀工。後來也常在他帶領下騎單車出行,雖說都是十多歲的國中生,動輒來回百多公里,後來體能的基礎,或許一部份是當時練出來的。

其實,當時明道也有回應程度較好學生的學習需求,但不是成立資優班,而是用課後第八節時間,開設專科「增廣班」。平時,不分程度大家在一起上課,課後集中有興趣的部分學生,額外增廣見聞。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這些課程內容,的確旨在拓展知識視野,與聯考看不出直接關係。

3.
升高中時,因為跟母校的感情,我想留在明道。卻在父母聯合勸說下,被迫選擇去台中一中。記得很清楚,當年還為了這個妥協哭了一個多星期。這大概是第一次有意識地背反主流菁英這條路,雖然我的抗拒很微弱。

我母親是一中老師,所以一入學,就自動被編進一個檯面下的人情班,還被指定為班長。班上老師更「好心地」自動幫我報名第二學期的資優班甄試。
⋯⋯
⋯⋯那次甄試,我選擇缺考…

原因,說來有點玄,是一種「離開大多數同儕的抗拒」。當年一中資優般的教室在獨棟的科學館中,跟大多數學生的教室有一段空間距離。加上聽說,資優班要拼跳級的,要兩年唸完高中直接考大學(文教新聞報導的好題材,校長老師辦學績效的功績),又跟一般學生有一種時間錯位。我記得我父親後來問我為什麼不想跳級,我說,我想要在高中階段,「好好去經歷高中階段可以經歷的東西」。(回想起來,國中時期讀的擊嚷歌,有重要影響。)

4.
我想去「經歷」,所以高中我唱合唱、編刊物、打辯論、寫教材,去科博館做導覽,還擔任過「中區中學聯合糾察隊」(在火車站值勤,當某種威權價值的打手)…

這些選擇,卻造成我跟高一導師的隔閡。

我高一班導是個資深的數學老師,第一堂課才進教室,就勉勵我們要「寒窗三年、考上好大學再去玩…. 太花時間的社團,像是合唱團、管樂社、國樂團,千萬不要參加。」不出一個月,他卻他(看在同事情面)親手發現挑選的班長,卻不「以身作則」,發生了幾次言語衝突。

跟導師與班上主流紛圍歧異的價值觀,讓我對自己班級欠缺認同,也很難定下心唸書。高一那年我每次段考成績總在班上墊底,英文還考過三十分上下(讓身為英文老師的母親回家淚如雨下)。那一年,我是老師同學眼中的爛學生。

成績重新爬上來,是高二第二次月考。原因說來簡單,是因為班上換來的幾個新老師。導師換成英文老師呂錫堂,浪漫不羈,常常上課聊起他周遊列國的點滴故事,最後五分鐘才匆匆趕課,更不會再講什麼「寒窗三年」的話。生物老師楊振,在我高二第一次段考四五十後,拍拍我的肩,說他覺得我其實程度很好,沒有反映在這個成績裡。呂老師讓我認同,楊老師不以分數否定我,從此我不想讓他們失望,這兩科也就再也沒有低於八十。

從國中的好學生,到高一的爛學生,再爬回來。這段來回,讓我深深體會,有些學生(我)學習成效的表現,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我能不能認同老師,以及其代表的教育體系。當我覺得自己的價值選擇不被認可,當我難以認同老師鼓吹的看法,我會下意識地抗拒「去迎合」這個體系。具體表現,就是不念書,考試擺爛,請公假去忙社團(尋找能認同的地方)。中一中是還有社團,如果換一個學校,我玩的可能會是幫派。

反過來說,要唸書也不困難,就是碰到讓自己「甘心」的老師。我很幸運,有碰到,而這背後,必須坦言,有我母親的介入。如果我沒有在一中任教的母親,如果我沒有碰到讓我認同的老師,我會不會一直爛下去?我相信,很多所謂的壞學生,就是沒有碰到能讓他甘心的老師。

5.
我抗拒進入資優班的機會,矛盾的是,卻積極爭取參加了在清華大學舉行的「數理資優班」,每隔週週末一大早搭車趕去新竹上課,日後還一路征戰各級化學競賽,直到93年獲得的化學奧林匹亞金牌。

回看當年,接受這些「額外」資優教育的邏輯,跟國中上增廣班類似。我可以爭取更多的學習資源,回應自己好奇心。卻不必離開大多數同校的同儕。對當時的我而言,正常的高中教育、豐富的社團活動,跟在週末寒暑在清華課堂與實驗室中的探索,是三條平行發展的線,豐富我高中的生命。

這個平衡,到高三下後卻開始失衡。

由於徵選上了奧林匹亞的國家代表隊,我被徵召到在師大籌辦的培訓營,在爭取國家榮譽的大旗下,接受台師大菁英教授群的密集指導,務求半年內達到大二化學系學生的程度。

這種集訓有顯著成效。我們那屆四個選手,輕鬆打敗來自各國的一般高中生,取得二金二銀。之後大家,快快樂樂地在歐洲玩一圈,回國領了一筆獎學金,看到報紙報導、母校貼海報,然後風風光光進入台大化學。

但是回頭來看,在「為了榮譽努力」的那段時間,我錯過的是高三其它基礎課程,以及與同班同學一起奮戰的革命情感。我也沒有機會深思,我人生的方向到底為何?而也還要到幾年後,我才進一步反思,我到底憑什麼,從政府預算中取得這麼多資源,讓大學教授來替我上課?為什麼我們觀念中的所謂進步國家,不會對其選手做出這麼大的訓練投資,歷年成績僅為普普?我參與的這場盛會,爭取的到底是什麼?從教育資源分配正義的角度而言,合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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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s

  1. 我感激在我學習歷程中有我甘心認同的老師,那是我學習的信仰和動力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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