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菁英教育價值的拉扯

每次談能力分班、菁英教育之類的問題，我都有點尷尬。我批判的對象，其實是自己成長軌跡的一部份寫照。做為一個昔日得利者，回頭談這些問題，難免有「得了便宜還賣乖」的感覺。
不過回想中學那些年，我隱隱然，一直在跟菁英教育的價值拉扯。

⋯⋯1.
國中，我念父親執教的明道中學，中部著名的私立學校。雖說校內是常態編班，全校招生卻早已經過一次考選，根本是一次大型的「能力編校」，一開始站在走進跟多數國中生不同的起點，只是當年自己還濛濛懂懂。

渾渾噩噩中，卻有幾次讓我印象深刻的事件。其中一次，是我在跟（念一般國中的）國小同學講電話，父親氣不過我講太久，忽然走到我房門叫罵，「那些國小同學都不用在聯絡啦。他們對你未來不會有什麼幫助！」

這什麼邏輯！？當時的錯愕、傷心，讓我銘心至今。日後才瞭解，父親擔心我會被「那些上一般國中的學生」帶壞。在他們的心中，外面的國中生有很多可疑份子，接觸到，小孩就可能變壞。

這種粗暴的分類切割，我以為，是一種為人父的怠惰。不過說穿了，有多少建制內的老師是採用類似的邏輯，透過標籤好壞（校/班）學生，來「保護」他們心中的好孩子？

附帶說一聲，這麼多年過後，我還是跟五六個國小同學保持聯繫。大家的路都很不同，也的確不是所謂「菁英」這條路。但也是在這樣的友誼中，讓我能保持對社會許多不同角落的觸覺，讓我受益良多。

2.
明道招生雖經過一輪篩選，但校內常態編班，同學的學科表現還是有不少落差。坦白說，當年我成績很好，因為教學遷就大家進度，的確有時覺得上課無聊。

不過，處在看那個程度參差不齊的班級，倒有兩個好處。

一是同學間的互助學習。當時因為學習較快，被指定為理化小老師，常幫同學解答相關疑惑。除了幫同學聽懂，會有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往往在解釋的過程中，我也逼使自己進一步釐清觀念。

另一方面，我也因為跟不同背景的同學相處，學會去欣賞大家各自的強處。當時最好的朋友阿哲，在全校總榜上落於中段，但是他的美工體能都讓我折服。我們合作過一件工藝作品，後來被老師借去各班展覽。這當中有我天馬行空的想法，但最後是成就於他精準的刀工。後來也常在他帶領下騎單車出行，雖說都是十多歲的國中生，動輒來回百多公里，後來體能的基礎，或許一部份是當時練出來的。

其實，當時明道也有回應程度較好學生的學習需求，但不是成立資優班，而是用課後第八節時間，開設專科「增廣班」。平時，不分程度大家在一起上課，課後集中有興趣的部分學生，額外增廣見聞。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這些課程內容，的確旨在拓展知識視野，與聯考看不出直接關係。

3.
升高中時，因為跟母校的感情，我想留在明道。卻在父母聯合勸說下，被迫選擇去台中一中。記得很清楚，當年還為了這個妥協哭了一個多星期。這大概是第一次有意識地背反主流菁英這條路，雖然我的抗拒很微弱。

我母親是一中老師，所以一入學，就自動被編進一個檯面下的人情班，還被指定為班長。班上老師更「好心地」自動幫我報名第二學期的資優班甄試。
⋯⋯
⋯⋯那次甄試，我選擇缺考…

原因，說來有點玄，是一種「離開大多數同儕的抗拒」。當年一中資優般的教室在獨棟的科學館中，跟大多數學生的教室有一段空間距離。加上聽說，資優班要拼跳級的，要兩年唸完高中直接考大學（文教新聞報導的好題材，校長老師辦學績效的功績），又跟一般學生有一種時間錯位。我記得我父親後來問我為什麼不想跳級，我說，我想要在高中階段，「好好去經歷高中階段可以經歷的東西」。（回想起來，國中時期讀的擊嚷歌，有重要影響。）

4.
我想去「經歷」，所以高中我唱合唱、編刊物、打辯論、寫教材，去科博館做導覽，還擔任過「中區中學聯合糾察隊」（在火車站值勤，當某種威權價值的打手）…

這些選擇，卻造成我跟高一導師的隔閡。

我高一班導是個資深的數學老師，第一堂課才進教室，就勉勵我們要「寒窗三年、考上好大學再去玩…. 太花時間的社團，像是合唱團、管樂社、國樂團，千萬不要參加。」不出一個月，他卻他（看在同事情面）親手發現挑選的班長，卻不「以身作則」，發生了幾次言語衝突。

跟導師與班上主流紛圍歧異的價值觀，讓我對自己班級欠缺認同，也很難定下心唸書。高一那年我每次段考成績總在班上墊底，英文還考過三十分上下（讓身為英文老師的母親回家淚如雨下）。那一年，我是老師同學眼中的爛學生。

成績重新爬上來，是高二第二次月考。原因說來簡單，是因為班上換來的幾個新老師。導師換成英文老師呂錫堂，浪漫不羈，常常上課聊起他周遊列國的點滴故事，最後五分鐘才匆匆趕課，更不會再講什麼「寒窗三年」的話。生物老師楊振，在我高二第一次段考四五十後，拍拍我的肩，說他覺得我其實程度很好，沒有反映在這個成績裡。呂老師讓我認同，楊老師不以分數否定我，從此我不想讓他們失望，這兩科也就再也沒有低於八十。

從國中的好學生，到高一的爛學生，再爬回來。這段來回，讓我深深體會，有些學生（我）學習成效的表現，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我能不能認同老師，以及其代表的教育體系。當我覺得自己的價值選擇不被認可，當我難以認同老師鼓吹的看法，我會下意識地抗拒「去迎合」這個體系。具體表現，就是不念書，考試擺爛，請公假去忙社團（尋找能認同的地方）。中一中是還有社團，如果換一個學校，我玩的可能會是幫派。

反過來說，要唸書也不困難，就是碰到讓自己「甘心」的老師。我很幸運，有碰到，而這背後，必須坦言，有我母親的介入。如果我沒有在一中任教的母親，如果我沒有碰到讓我認同的老師，我會不會一直爛下去？我相信，很多所謂的壞學生，就是沒有碰到能讓他甘心的老師。

5.
我抗拒進入資優班的機會，矛盾的是，卻積極爭取參加了在清華大學舉行的「數理資優班」，每隔週週末一大早搭車趕去新竹上課，日後還一路征戰各級化學競賽，直到93年獲得的化學奧林匹亞金牌。

回看當年，接受這些「額外」資優教育的邏輯，跟國中上增廣班類似。我可以爭取更多的學習資源，回應自己好奇心。卻不必離開大多數同校的同儕。對當時的我而言，正常的高中教育、豐富的社團活動，跟在週末寒暑在清華課堂與實驗室中的探索，是三條平行發展的線，豐富我高中的生命。

這個平衡，到高三下後卻開始失衡。

由於徵選上了奧林匹亞的國家代表隊，我被徵召到在師大籌辦的培訓營，在爭取國家榮譽的大旗下，接受台師大菁英教授群的密集指導，務求半年內達到大二化學系學生的程度。

這種集訓有顯著成效。我們那屆四個選手，輕鬆打敗來自各國的一般高中生，取得二金二銀。之後大家，快快樂樂地在歐洲玩一圈，回國領了一筆獎學金，看到報紙報導、母校貼海報，然後風風光光進入台大化學。

但是回頭來看，在「為了榮譽努力」的那段時間，我錯過的是高三其它基礎課程，以及與同班同學一起奮戰的革命情感。我也沒有機會深思，我人生的方向到底為何？而也還要到幾年後，我才進一步反思，我到底憑什麼，從政府預算中取得這麼多資源，讓大學教授來替我上課？為什麼我們觀念中的所謂進步國家，不會對其選手做出這麼大的訓練投資，歷年成績僅為普普？我參與的這場盛會，爭取的到底是什麼？從教育資源分配正義的角度而言，合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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