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匱乏vs符號資本

朋友問我，在關於Facebook的三段註腳末段所言的，「注意力匱乏vs符號資本」是什麼。因為覺得很重要，所以在打包回台前的有限的時間，拼出了這篇（早該寫的）筆記，扼要整理一下這兩組，貫穿過去幾年許多公共討論的線索。以下文字，我安插了一些連結，指向過去一些相關的文字書寫。不過有些舊文，不可能緊扣著這篇文字的脈絡，還需要麻煩讀者自己推敲一下當中的連結。

1. 注意力匱乏

「注意力匱乏」(scarcity of attention）這個概念，是我以前在天下文化工作時察覺到的，對應的是當時正流行的「資訊時代」語詞。當時我不滿於多數關於資訊革命、數位時代、第三波等論述，完全沒有考慮到，整個資訊系統最大的頻寬限制，是人的有限注意力。尤其前不久doc.com 浪潮的媒體追風中，也罕見對於資訊爆炸在個人層面造成的壓力，有所觸及。

我當時意識到，考量進人注意力的有限，許多當時（甚至是現在）流行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政治理論（例如民主理論、社會運動理論），都因為立足於「個人充分理性決策」的錯誤假設，而需要大幅度的翻修。但是我沒有足夠的閱讀基礎、研究訓練，無法一步到位地去討論這個問題。

後來Stieglitz 得諾貝爾獎的的「資訊不對稱」理論，算是有一定的處理，但是他仍是由資訊供給面的結構來分析，而不是基於訊息接受者的注意力分配來思考。唯一處理到後者的，大概就是「有限理性」這個說法，但是這個講法仍沒有點出注意力分配的方向。

當年會想到這，多少跟自己擔任行銷企畫有關。當時，常感覺自己的工作，就是花枝招展地去競爭越益稀薄的讀者注意力。我競爭時，我是這個局中奔跑的老鼠，卻也在我的奔跑中共同建構了這個局。

以上，可以知道我談的「注意力匱乏」，主要指的是集體層面注意力做為一種可競爭資源的稀有，不單指在個人心理層面的 attention deficit。不過這種在集體層面的資訊爆炸，確實也有個人層面的後果。以我自己這十年的感受為例，我察覺，如何在訊息的洪流中有效的分配自己的注意力，不會滅頂，早成為現代人生存的基本技能。

2. 符號資本

注意到所謂的「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則是比較晚近的事。主要的觸發點，不外乎各種排名（例如世界大學排名的出現）、信評機構等引發的現象與爭議。最初發展這一線想法，大約是在2006年，針對世界大學排行名次的競逐，產生的種種現象。後來，才又延伸到去反省，包括出版品的名人推薦、基金的信評機構、國家/城市競爭出現的各種排行榜等等。

昨天剛好我在一封信中，對我概念中的「符號資本」做了一些界說，區辯跟流行的「社會資本」之間的差異：

“…「社會資本」談的人已多，不過我原本提的，是一個相關但不相同的概念，我稱之為「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也就是由某種標籤於客體的符碼，所賦予能具備資源動員力的象徵價值。某些符號資本的形成，可以被視為社會資本的一種轉型，例如被徵引次數多的作品會成為名著，人脈廣而成為名人，國際能見度高則成為名校。但另外有些符號資本的創造，卻是經由特定政治過程，由某個資本密集agent直接「渡讓」，例如諾貝爾獎的加持，貴人提攜等。符號資本與社會資本緊密相關，但本質並不等同…”

我對符號資本的運作是警惕的，因而我在同一封信中寫到：

“…手上有符號資本是好做事，但一如經濟資本，符號資本也有創造泡沫的風險（例如得獎後，吸引了大家過度的期望，反而在「現真章」時有加速崩盤的風險。身陷教改爭議的李院長為一例），更可能會在最基本的層面，造成學術工作的「異化」（以外在交換價值，替代研究的內在價值）。所以，雖然有外在符號資本的增益不是壞事，但我覺得必須警惕，特別是，不能讓追求形式肯定的慾望，掩蓋了作研究的初衷。”

3. 兩者的交織，與批判

我忘記是在什麼時候，忽然意識到這兩條線索是交織的。

「符號資本」在當代社會越來越重要，我後來意識到，正是因為資訊爆炸，注意力匱乏，所以我們越來越依賴種種「符碼」，幫助我們節省認知成本，進行判斷。所以我們看排名選學校，我們看企鵝評鑑決定買哪張專輯，我們看信評機構的報告決定投資方向，參考一個作者任職大學、累積的頭銜，決定要不要買某本書。政治上，更是，「愛台/不愛台」、「清廉/貪腐」的符號滿天飛，企圖影響大家的投票行為。

但是，這當中衍伸了很多問題。

首先，是符號資本分配正義的問題。經濟資本的極端分配，已經有馬克斯主義的批判，並透過種種政治重分配機制，已達到社會流動與公義的實現。然而符號資本的集中，以及其造成社會權力的壟斷，引起的反省卻還有相對限。例如，排行榜的出現，一方面鞏固、加大了世界名校與其他大學的在聲望上距離，而這種符號層面的「貧富差距」，又會在另一方面，透過政府經費與招生，兌換成為物質資本的貧富差距（新加坡大學的神話，提供一個有趣的例子）。在一個號稱民主的時代，這些名校也透過其光環，創造並鞏固一群新貴族，盤據在社會權力的頂端（Alvin Gouldner 對知識份子新貴的分析，以及Bourdieu的國家菁英）。

其次，是符號資本的介入造成的一些人類活動的異化 (alienation，馬克斯的觀念，只因為市場介入導致對勞動與人性本質的背離)。以學術界為例，當大學排行與期刊出版成為顯學，往往造成許多機構與個人，以這些技術性的目標，替代了教學研究等本質目標，造成學術工作的異化，甚至造成大學追求單向度目標，壓縮多元性的問題。政治上，符號的動員，也驅逐了對於公共議題實質討論的空間。

再者，延續上一點，則是關鍵符碼提供者影響力的比例失衡，以及系統性風險的創造。前不久的金融風暴，已經呈現出，在專業分工的邏輯當中，少數信評機構如何擁有不成比例的影響力，以及造成系統性風險的集中。而同期的馬多夫事件，則又展現出，符號資本的累積與轉嫁，其基礎如何薄弱，多麼容易形成另一種泡沫。之前關於名人商品代言的爭議，正表現出對這種現象的一種反彈。

4. 應對方向

這部分的思索還在最初步的階段。我的想法沿兩線展開，一線是制度調整，一線是論述/文化層面的反省批判。前者目的，在於合理分配有限的公眾注意力資源、節制少數符號提供者擁有的過高權力，這是剛性介入。但真正的關鍵事後者。由於符號資本的力量，來自於人們的相信，所以雖然資訊爆炸下無法避免倚賴特定符碼，我們如何能保持一定警覺距離，需要靠批判反省的論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目前能及的想法，沒有走出馬克斯主義的架構。

細部的看法，我希望能再寫完博論的下一個計畫裡，發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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