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作者:Albert Tzeng | 2010/07/02

社會學認同中的批判性

前言:下文取自Facebook 上一段對話中的發言。對話起於,我貼出一篇關於「美國社會人文博士供過於求」的報導,附帶寫到:結構上,我們的確面對全球高等教育大擴張期的結束。後冷戰的高教資金緊縮、「知識經濟」話語中大學跟市場的進一步鑲嵌,都讓整體生態更嚴峻。這種壓力,需要多方的對話想像去排解。一方面,政府需謹慎,在財政壓力下,仍須留一定空間(多大?),捍衛大學做為社會人文批判精神孕育所在的功能。但另一方面,高教界都得重新思考,要生產多少博士生才合乎「生態平衡」,不會造成毀滅性的過度競爭。而第三方面,是否在學院外,也能創造出更多讓博士能發揮所長的位置,這需要社會創業的發想。最後,回歸到在其中泅泳的我們,是否做好了心理準備,是否能面對職涯的現實?整組變化中最核心的,是從事知識追求的人們,不得不得去注視,知識活動背後的經濟基礎。只是這種對知識追求的經濟想像,在多大程度上,會導致知性生活的變質,又變往何處?

後來對話中,Cheng, Li-Hsun 談及社會學往應用的發展,衝擊到社會學強調的批判性。Wang, Hsiu-Yun 指出北美中期社會學與主權國家的關係,質疑所謂批判性是否是台灣的特殊性。因而,我寫了一小篇筆記,談我認為社會學認同中的批判性

社會學認同中的批判性

1.
社會學的認同,是否必然涵蓋批判,其實是個知識史/知識社會學的問題。

Hsiu-yun 說的沒錯,社會學自Comte,Durkeim 創建起,一直到1960年代北美的流行的,仍是在科學實證的想像下,「工具性」的研究,是以協助國家政府治理社會為標的。

不過自從1970年代起,一方面是 Giddens 將馬克斯挖出來,跟塗爾幹、韋伯並列為三大家(之前流行的Pasons只繼承了後二者的理論傳統),在社會學的cannon中注入「批判性」的向度,二方面是法蘭克福學派等歐陸思潮,在英語世界取得較大影響,讓「批判」蔚為流行,當前談起社會學,很少人會否認,批判應該有個位置。

2.
不過建制體制(以工具性任務)對批判性的馴化,決不僅限於學院外。

以近年美國為例,John Sommer 便談到後等戰時期高教經費的消減,讓聯邦政府委託研究預算對學術方向的影響力逐漸增加。放在社會學域,政府委託survey計畫資源的豐沛,也部分解釋了實證量化研究在美國持續的相對主流地位。Burawoy也在其社會學的四分類中,將「專業社會學」的知識風格,描述為instrumental。

相對而言,學院外批判實踐空間的創造,雖相對困難,卻非不可能。個人以為,如果能向持有資源的機構(某些基金會、政府),充分證明批判對於追求社會合理性的重要性,還是有機會創造一些空間(獨立智庫、公民團體、倡議組織)。只是,誠實地說,薪資結構可能無法與學院攀比。

3.
我必須承認,我所追求的社會學,必然涵蓋批判。在對個人信念的反省中,也發現,這種價值選擇來自於傳統儒家文化的部分元素,與自由主義的有機結合。

4.
在對批判性的追求上,我認為台灣並不特殊,儒家文化也僅有部分影響。實際上,除了美國以及部分北歐學界外,世界上許多角落的社會學,例如德法、英國、拉美等地,都有強勁的批判傳統,這些地方並不受儒家文化影響。而如果觀察儒家文化,雖說文要載道,有更多元素,在意識型態上是傾向於保守而不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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