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認同中的批判性

前言：下文取自Facebook 上一段對話中的發言。對話起於，我貼出一篇關於「美國社會人文博士供過於求」的報導，附帶寫到：結構上，我們的確面對全球高等教育大擴張期的結束。後冷戰的高教資金緊縮、「知識經濟」話語中大學跟市場的進一步鑲嵌，都讓整體生態更嚴峻。這種壓力，需要多方的對話想像去排解。一方面，政府需謹慎，在財政壓力下，仍須留一定空間（多大？），捍衛大學做為社會人文批判精神孕育所在的功能。但另一方面，高教界都得重新思考，要生產多少博士生才合乎「生態平衡」，不會造成毀滅性的過度競爭。而第三方面，是否在學院外，也能創造出更多讓博士能發揮所長的位置，這需要社會創業的發想。最後，回歸到在其中泅泳的我們，是否做好了心理準備，是否能面對職涯的現實？整組變化中最核心的，是從事知識追求的人們，不得不得去注視，知識活動背後的經濟基礎。只是這種對知識追求的經濟想像，在多大程度上，會導致知性生活的變質，又變往何處？

後來對話中，Cheng, Li-Hsun 談及社會學往應用的發展，衝擊到社會學強調的批判性。Wang, Hsiu-Yun 指出北美中期社會學與主權國家的關係，質疑所謂批判性是否是台灣的特殊性。因而，我寫了一小篇筆記，談我認為社會學認同中的批判性：

社會學認同中的批判性

1.
社會學的認同，是否必然涵蓋批判，其實是個知識史/知識社會學的問題。

Hsiu-yun 說的沒錯，社會學自Comte,Durkeim 創建起，一直到1960年代北美的流行的，仍是在科學實證的想像下，「工具性」的研究，是以協助國家政府治理社會為標的。

不過自從1970年代起，一方面是 Giddens 將馬克斯挖出來，跟塗爾幹、韋伯並列為三大家（之前流行的Pasons只繼承了後二者的理論傳統），在社會學的cannon中注入「批判性」的向度，二方面是法蘭克福學派等歐陸思潮，在英語世界取得較大影響，讓「批判」蔚為流行，當前談起社會學，很少人會否認，批判應該有個位置。

2.
不過建制體制（以工具性任務）對批判性的馴化，決不僅限於學院外。

以近年美國為例，John Sommer 便談到後等戰時期高教經費的消減，讓聯邦政府委託研究預算對學術方向的影響力逐漸增加。放在社會學域，政府委託survey計畫資源的豐沛，也部分解釋了實證量化研究在美國持續的相對主流地位。Burawoy也在其社會學的四分類中，將「專業社會學」的知識風格，描述為instrumental。

相對而言，學院外批判實踐空間的創造，雖相對困難，卻非不可能。個人以為，如果能向持有資源的機構（某些基金會、政府），充分證明批判對於追求社會合理性的重要性，還是有機會創造一些空間（獨立智庫、公民團體、倡議組織）。只是，誠實地說，薪資結構可能無法與學院攀比。

3.
我必須承認，我所追求的社會學，必然涵蓋批判。在對個人信念的反省中，也發現，這種價值選擇來自於傳統儒家文化的部分元素，與自由主義的有機結合。

4.
在對批判性的追求上，我認為台灣並不特殊，儒家文化也僅有部分影響。實際上，除了美國以及部分北歐學界外，世界上許多角落的社會學，例如德法、英國、拉美等地，都有強勁的批判傳統，這些地方並不受儒家文化影響。而如果觀察儒家文化，雖說文要載道，有更多元素，在意識型態上是傾向於保守而不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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