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超載、注意力匱乏，與學生運動的轉化

何明修在中國時報刊出一篇文章，比較二十年前的「心繫國家大事」野百合，跟近年轉向「爭取自身權益」的學生運動，在魏龍達的FB引起一些討論。其中， Partrick Liu 的一篇回應深得我心，我便順著他點出的「資訊過量」，寫了一篇回應，簡單勾勒對「注意力匱乏」與「以公眾注意力為核心的民主理論」的初步想法，並論及在這個脈絡下如何理解何文論及的主旨—學生運動的轉化。

何明修的原文，Patrick 的回應，與我的文字均收錄於下：

觀 念平台－時代變遷 野百合安靜了 2010-04-19 中國時報【何明修】

上個月在野百合學生運動步入二十周年之際，南部的校園發生了三起學生抗爭 事件，包括高師大的抗議宿舍門禁、台南女中的要求衣著自主權及中山大學的反對校方強制推行無肉日。乍看之下，台灣的學生似乎不再心繫國家大事，而只關切瑣碎的生活議題；救國濟世的理想主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爭取自身權益的利己主義。三月學運悄然地度過了二十歲生日，在校園裡與媒體上激不起一絲漣漪， 似乎一點也不足為奇了。

這樣道德的指控其實是不公允的，它忽略了晚近以來台灣社會種種的鉅大變遷。

首先，在野百合時代，多數大學生不需擔憂未來的出路問題，當今的大學生卻面臨畢業後只有二十二Ｋ的夢魘。 聯考窄門的開放固然使原先被排除在外的弱勢家庭子女獲得教育機會，但是隨之高漲的學雜費卻讓他們唸起大學來備加艱辛。在嚴峻的生存壓力下，大學生的關切自然會有所轉向。

其次，現在的大學生也不再揹負起社會良心的角色，無論這樣的期待是來自於社會公眾，亦或是他們所自我加諸 的。愈是處於不合理的體制，學生的社會任務往往就愈具有神聖性。國賊與強權雙重壓迫激發出五四學生運動；同樣地，如果沒有殖民地的歧視，蔣渭水所帶領醫學院學生就不會投入民族運動。

廿年前的野百合學運也是相似情境下的產物。在當時，受夠了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鬥爭的社會大眾，在學生們 身上看到了一股清流，苦悶而無處發洩的輿論因而找到了心理投射的對象。事實上，當初滿腔熱情的學生也是跌跌撞撞地扮演起公眾所期待的角色。在中正廟廣場上，那條區隔學生與市民的糾察線即 具有這樣的曖昧性，學運的「純潔性」一方面是帶有階級區分的意味，排除工農大眾的參與，另一方面也是被保護的對象，避免情治單位的滲透與瓦解。

誠如社會學家Giddens所指出的，解放政治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生活政治。在以往，我們期待普遍階級的出現，無論是勞 工、第三世界農民、或是六○年代新左派學生。這些革命主體被認為能徹底改變社會的不公義，使政經資源重新分配。但是在晚近，一方面極端的階級與種族壓迫已經獲得改善，另一方面，威脅個人自由的新科技、環境汙染、性別歧視、官僚獨斷越來越難以被忍受，因此捍衛生活風格的自主性與多元性成為當前進步性運動的主 軸。從這個角度來看，學運的生活化與日常化也就理所當然的。

在揚棄了被施加的魔咒之後，學生就不再被迫要扮演他們勉強不來的角色。做為校園生活的成員、年輕的公民、 未來的生產者、社區的居民，他們還是有很多可以實踐自己青春理想的管道。不需全國性媒體注意，而又能遍地開花的學生運動，或許是一種安安靜靜地紀念野百合最好的方式。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Patrick Liu

“… 當前社會是不利對於大型的解放論述的發展 由於資訊過量 事件接著事件人們對於真理論述變的更加不確定 但人們也是渴望改變 或者說試圖掌握 因而轉向一種可掌握的自我身體價值與解放 甚至是多元戰術 不再只依賴政治經濟下手 在日常生活中找尋對於存在的意義"

Albert Wrote

Patrick 的分析指向很重要一點：高度媒體化的社會現實中，充斥的「資訊超載」，以及相對的「注意力的匱乏」，對許多傳統政治（動員、衝撞、協商）模式的侵蝕。

很多公民團體已經發現，現在，要引起公眾注意力相對的困難。有許多論者，便以傳統供需角度去詮釋。不過，這只說出了畫面的一半。

另一半，是在資訊氾濫的前提下，少數跨過某種（連結數量）threshold 的事件或議題，會因為媒體跟風以及流行效應，不成比例地喚起（或說虛耗）過多的公眾注意力。信奉市場者，會認為這 是訊息市場機制的自然展現，不足為怪，但是親見過過去十 幾年媒體炒作歪風的我們，應該知道，注意力市場就像樓市，有太多介操作以脫離合理性的可能性。

我 一直以為，當代民主理論在追求實質民主面對的隘口，將會是「有限之公眾注意力」如何分配的問題。這牽涉到社區網 路、公民團體、審議平台、媒體、知識份子、學者、智庫、 代議系統、行政體系，種種社會機制的角色，以及相對關係的再釐清。

在我的想法中，以上所述者所共構者，應視為一「公眾注意力的分層篩選機制」，讓不同爭議度與敏感度的議題，在不同的動員程度下被議決。而貫穿其中的價值，將會是「注意力的分配正義」。

回到何明修原文，「學生運動」從救國濟世的大是大非，降轉到生活世界的維權主張，從放置在上述脈 絡中討論，有兩種詮釋方向：

從 樂觀的角度看，學生運動的轉型，對應著台灣社會建制的民主精緻化。今日不管是政府、媒體、或是公民組織，即使仍 有許多可帶改進之處，在對於諸多議題回應的彈性與敏感度， 均非二十年前甫從威權時代掙脫時所可比擬。因而大學生，這個自五四以來即被賦予許多符號光環的群體，一如何文 所陳，逐漸卸下這些肩擔時代的歷史角色，回歸到生活政治。 而在意識型態層面，民主化後多元的價值展現，也越來越難畫出一條黑白分明的線。

可是在另一方面，這或也對應著，日益複雜的現代社會中，壓迫與不公益的形式越益隱晦，加以在充斥紛陳的資訊掩護下，越來越掙脫於多數人能直觀理解的「社會想像」之外（某種抽象經濟制度或意識型態的壓迫，畢竟沒有威權政府的壓迫，那麼具體可見）。現今大學生，正如何文中提到的，面對的生存壓力不同以往，沒有的二十年前那個世代曾經有過的，在機會結構上的從容。生涯導向的心態轉變，削弱了大學生做為一種集體政治行動群體的可能性，有意無意間，竟成了體制霸權的維護者（與共謀）。

在我個人的體會中，理想主義從 沒死去，只是在奔流的渠道上，從衝破阻礙的滔滔
巨流，轉變為平原上四處分散的溢流，少了石破天 驚的張力、卻能溫柔地灌溉許多土地，只是這種灌溉，難免被馴 化的疑慮。

延伸閱讀 投票，只是民主最暴力的形式，特別是當中的五到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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