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中山大學研究分享，之餘波盪漾 I （報告內容篇）

12/14 號在廣州中山大學社會系的「博士沙龍」分享研究，遇上一群有趣的學友。回香港後收到一些信，有些有意思的後續討論，有些關於我的研究（輯於本篇），更多是關於走在學術道路上的經驗分享（輯於下篇）。我把來函中幾段文字/ 提問與我的回覆節錄如下。有些地方考量來信者之隱私，或為行文之清晰，有略作編輯修改。我的回覆部分也有較之原信增訂補充之處。

「知識社會學到底是什麼？這個概念我覺得不清晰，研究物件不夠明確。」

任何一個學術領域的詞彙，本身都是一種歷史社會的產物。其內涵，會隨知識視野的進展，而有不斷的調整。所以與其尋找一個定義，不如先去回顧這個詞在歷史中不同年代，如何被理解。如有你有論述上的需求，才需思考面對當前「你」的計畫，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定義。

在我目前的理解中，所謂「知識社會學」，乃是以社會學的方法視角，探究人類知識（含各種觀念、信念等）以及其生產、流動、運用等活動的「社會面向」。我認為，其探究議題應包含（一）影響這些知識生產、流動、運用的「社會因素」，以及（二）特定知識與其生產流動造成的「社會結果」。

我採用的界定，比過去文獻中出現過的幾種「知識社會學」範疇寬，其間差異在此先不談，或須另以專文論述。

「你論述的各地社會學比較，是否可以對各地的研究內容上進行更多的探討呢？讓讀者能夠對三地的研究脈絡、研究現狀和研究未來有更清晰的認識。」

台灣2008剛出版的「群學爭鳴」，新加坡2003 出版的 The Making of Singapore Sociology，是目前對兩地社會學「研究內容」最好的回顧。不過正是因為已經存在這種內容回顧的文獻，我的論文，首要補足的是對「制度環境、外在脈絡、知識生產流通」這類
sociological （相對於intellectual/conceptual）向度的描述分析。

再者，實質研究內容的比較操作上很困難，途徑有二： (1) 對文獻體(literature corp.) 的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一種定量研究方法)，或 (2) 對於文獻中主要脈絡的批判性回顧。前者，如同我所說，文獻體的邊界很難操作性地界定（不過我仍正在嘗試）。後者，則需對這三地社會學文獻本身有夠深入的閱讀，不是我這個階段的功力能及（前引兩書均是兩地學者的集體努力，方能成事）。

「臺灣的知識份子和學者積極參與公共事業，這很好，但是學者還是要能夠冷思考。金耀基在《從傳統到現代》書中也說過知識份子和學者的區別，我在想，臺灣本土政治運動的研究，對於增進整個社會學科的知識體系，目前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將來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

知識份子與學者的區分，概念上與韋伯對「學術／政治」的區分（「事實陳述/價值判斷」的區分）有關。概念上這是重要的向度，但在現實層面涇渭分明的線存不存在？應不應該存在？本身就是個討論很久的大題目，你可以用sociology/social science與politics做為關鍵詞，找到不少線索。

我個人目前的「偏見」是：那種致力追求完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與政治保持距離的客觀「學者」，是一種深受（以自然科學為典範）「科學主義」下，扭曲的想像。

一、無論學者如何假裝，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觀。即使是單純的敘述統計，用什麼變數、都隱含著某些價值選擇。因此，與其隱誨，不如澄明。

二、社會知識的目的，在於對社會之完善。考量社會變遷之速、社會歧異之豐富、以及社會知識回饋到社會現象本身的特性，想像某一值得追求之穩定「知識體系」，本身就會誤導。相對於此，我認為知識體系目的，在於協助磨練「學者/知識份子」在「知識生產/運用」的技藝（反身性、批判力、判斷比例感、表述力、溝通力等等）不能反客為主。這種想像，更多承繼自社會研究「技藝/藝術/人文」的傳統。

三、反過來說，知識系統「有意義的累積」，也相當程度來自於運用實踐。脫離知識運用的純模型/學理討論，很容易落入製造出一堆脫離現實的純概念遊戲的風險。

四、拉到集體層面，純模型式/學理式的研究（以及去政治化的學者），需在學界有足夠的空間，但不能做為學界唯一或主要的標準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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