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一年一度校長見學生

今天到中大圖書館工作，下午覓食時意外發現，傍晚有劉遵義校長年度「面對學生」的對談會，二話不說地湊去瞧瞧。可能因為天冷，不算大的房間也只坐到三分之一，約莫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是各學院學生會幹部（以及學生報編輯），後排還坐了一群西裝筆挺的長者（學校行政單位人員），只沒想到的是，散場後見到一群人蜂擁圍著校長，才發現聽眾中還有一群教育版的記者。七扣八扣下，真不知現場有多少（非學生會幹部的）「學生」？
一個半小時的座談，先由劉校長的致詞開場，隨後便開放現場學生輪流上台「質詢」。許多提出的問題都圍繞「招收內地生」引發的資源配置張力，其中小到如宿舍床位不足、大到如深圳校區的規劃展望、設立新書院的配套等等。唯多數問題均只牽涉技術層面，劉遵義校長也都很有風度地耐心解釋，交鋒都算溫和。

聽到最後，有一點冷場，我趁機加入提問（先自陳是外來訪客）。我問了兩個問題：

1.校長先前提到，每個中大校長都致力於「提升大學水準」。然而這個「水準」要如何定義、由誰界定？特別在人文社會領域，近年績效管理浪潮下，有一種普遍的知覺就是，那些重心放在教學，或出版媒介不為SSCI期刊的學者，處於相對不公平的地位，校長有何評論？

2. 校長談到的「研究、教學」，誠然是大學重要角色。可是除此之外，至少在華人社會，大學也被期待扮演某些「社會功能」– 不管是期待學者能身為表率體現的風骨，或在重要社會議題與爭議上，提供輿論不同的意見想像。即便在西方論述中，也有期待大學「扮演公共場域」、「提供社會批判力」的討論。然而，近年大學以出版績效為導向的管理政策，似乎多少壓縮學者發揮公共角色的空間，校長對此有何看法？

劉校長先肯定了兩個問題「都很重要」。他斟酌了一下才回應，回應重點是： (1) 自然技術領域，什麼是好期刊，標準清楚。問題是在社會人文領域，標準很難界定，中文或本土出版部分也一直欠缺好的標準，這些問題台灣新加坡或大陸都有，不只香港。但無論如何，「仍須」有個客觀標準，不能沒有標準。 (2) 校方鼓勵學校成員以個人身份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也從不限制。我們有個副校長最近就參加了一個政府委員會，還有某位教授對環保議題投注很多。

我身為外人，聽完不好意思再追問。但不得不說，都答的很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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