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判決後的政治解決

中時江靜玲發自倫敦的一篇報導中，提及倫敦國際皇家事務研究所（RIIA）資深研究員布朗（Kerry Brown）對扁案建議考慮「特赦」，引起不少網友嗤之以鼻。然而拋開立即的好惡情緒，布朗建議的「特赦」，在陳水扁有罪的前提下，凸顯了司法系統對於高度政治性案件，有其侷限。

法律是過去政治斡旋的制度化結果，但正因如此，法律體系不足以處理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性案件所衍伸的壓力。當初法律制度的設計者，就是看到了這點，才會有特赦這種(合法的) 制度設計。

今天陳水扁被判處有罪與無期徒刑，是法官依法論法所做的裁量，這是對既有制度的尊重，以及對社會中所標舉價值的彰顯。

然而須考慮到，社會上仍有一群為數不少的人，不管是因為對比於過去國民黨貪污卻沒事的人，或是因為相信阿扁所藏資金實為建國大業所用，持續感到阿扁是被欺負的。而背後代表的，是統派力量對獨立運動的打壓。

因此，真把這樣一位曾經夾著高民意當選總統，至今仍有一定比例支持者的象徵人物，在牢中關到死，懲罰的不只是陳水扁個人的罪刑，還一併折磨了這一整群人 (即使只有5%，也是一百多萬人) 的情感、記憶、詮釋。這種規模的政治效果，法院無須考量，總統卻無法迴避。

立即特赦，會讓社會主流民意感到正義無法彰顯。永不處理，則讓另一種版本的「被壓迫」記憶找不到出口。什麼時間，用什麼台階，讓這兩種記憶在陳水扁的命運中和解，是馬英九在結束任期前必須處理的一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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