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作者:Albert Tzeng | 2008/04/21

單向度的大學

今天中國時報刊出朱敬一老師的大作,對國內高等教育發展困境,提出深入的針貶建議。文中從港星兩地大學透過「誘因制度,招募人才、嚴格評審、彈性待遇」以提升研究水準的例子,反思國內高教界「薪資大致劃一、保險納入公保、授課時數僵硬、校長權力受限」的類公務員體系。他指出,台灣應從制度面徹底改變、提升彈性,方能讓「若干國立大學邁向世界一流」,並在知識經濟時代,幫助台灣「抓到經濟致勝的關鍵因素。」

對於以制度鬆綁追求效益與卓越的邏輯,我無異議。然而必須要指出的是,這些從「卓越、效益」概念出發的討論,背後反映的,其實只是一種對高等教育的「右派想像」。對之過度的追求,恐有壓縮大學在當代社會多元角色的風險。

此所謂的「右派想像」,泛指將大學視為「高等人才培育中心」、「科技產業創新引擎」,甚或是將大學「本身」視為一種「產業」等,種種服務於經濟發展的論述。從昔日的「高教興國」到近年來對「知識經濟」的討論,這些思維我們不但都不陌生,可能有許多人還習以為常到,以為這就是大學的主要目的。

然而襄嵌在現代社會,大學有另一個或可稱之為「左派想像」的面像。這種想像,可上溯於亞理士多德以「博雅教育」發展學生理性的想法。體現在近代思潮,則有德國現代大學之父紐曼 (Newman) 主張大學應以「非實用的、人文自由教育」培養「公共理性」,有哈伯瑪斯期待大學成為讓各種不同知識對話的「公共場域」,有倫敦教育學院教授巴瑞特 (R. Barrett) 期待大學捍衛社會上的「批判能量」。不管是協助公民精神的培育、催生進步觀念,或提供一個多元對話、凝聚共識的場域,大學在現代公民社會顯然都有不可或缺的角色。

誠然,左右這兩種想像不一定衝突。一所在研究產出與經濟面向上表現卓越的學府,卻實「有可能」(但不必然)能從而換得較多資源,以捍衛大學的其他角色,例如對人文社會的論辯空間。可是我們面對的危險在於,當學術主管當局未經廣泛討論與審慎配套,即透過一些急就章的措施追逐其中一端的想像,很容易在無意間,壓迫到大學的其他角色,對社會造成深遠的危害。

以近年饒受爭議的學術評鑑為例。在大學越亦需要對社會負責的當代,坦白說,要因管理主義的流弊而摒棄任何指標評鑑,殊不可行。然若評鑑指標之選擇,為求管理方便與形式公平而僅看重能「數字化」的成果,反落的像中學時代考試領導教學,對大學的獨立批判精神構成頗大的諷刺。

其中最甚者,莫過於才施行幾年卻對被廣為引用的「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評比」。這份評比單以一所美國商業公司所經營的期刊資料庫(所收錄者占全球期刊約僅一成)的出版量,和少數學術獎章的分佈,將全球各地大學多元而豐富的角色內涵,化約在一個數字化的單一向度。別說一所大學在教學、論辯、社會實踐上的表現被漠視,即使我們只看學術,多數以非英語書寫,或以書籍出版之著作,也一概不計在內。這份排行,製造出一份極為片面、扭曲的大學階級表,然卻引來諸多人不假反思的引用,甚而引為政策目標。

就以朱老師所引述的香港新加坡各大學為例。台灣論者總看著這類國際排行,認定新港高教水準高於台灣,卻鮮有人察覺,若是著眼於大學孕育的批判能量,大學教員面對民眾的對話密度,大學生產知識的民眾可近度(台灣社會人文學界有很好的中文書寫傳統),或學者其對政治社會議題的參與,台灣交出的成績,卻是香港新加坡兩地所遠遠不能及。

馬庫斯(H. Marcuse) 曾以「單向度的人」,批判先進工業社會創造出許多「假性需求」,將個人整合進一套生產消費體系,實質上壓迫人的自由。我們現在對於「世界一流大學」的渴望,是否也是一種假性需求?是否也再將台灣的大學編組進一套全球符號的生產消費體系,形成「單向度的大學」?是否也在最後,造成對學識思想自由的實質壓迫?我不反對大學行政制度鬆綁,但更擔憂欠缺反思的追求卓越效益,會悄悄壓縮大學的角色,壯大另一種精神的巨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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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s

  1. 「台灣論者總看著這類國際排行,認定新港高教水準高於台灣,卻鮮有人察覺,若是著眼於大學孕育的批判能量,大學教員面對民眾的對話密度,大學生產知識的民眾可近度(台灣社會人文學界有很好的中文書寫傳統),或學者其對政治社會議題的參與,台灣交出的成績,卻是香港新加坡兩地所遠遠不能及。 」
     
    畫重點 (Y)

  2. 大学排行一般会有plus: 仅供参照.  做排名的负责人通常不会忘记加此备注. 这类排行就是给对高校不了解的未入学者一个选择的空间. 对一个即将留学海外的学生而言,他是无法跨国跨区域了解另一个国度大学的情况的. 这份排行更多的是一个introduction而已,正如常青藤每年都有排名, 但很多人既使Havard掉到第5也不会放弃去Havard.
     
    关于"單向度的人",这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趋势啊。这种禁锢对发掘天才固然不利,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客观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本身就是把前人的知识灌注给后人,这种灌输必然会引导后人在不知不觉中沿着前人的道路前进。正是这种manufacture的法则让人类社会整体大幅前进, 因为大量的非天才替天才做了大量的以前只有天才自己才会做的工作。

  3. […] 其次,是符號資本的介入造成的一些人類活動的異化 (alienation,馬克斯的觀念,只因為市場介入導致對勞動與人性本質的背離)。以學術界為例,當大學排行與期刊出版成為顯學,往往造成許多機構與個人,以這些技術性的目標,替代了教學研究等本質目標,造成學術工作的異化,甚至造成大學追求單向度目標,壓縮多元性的問題。政治上,符號的動員,也驅逐了對於公共議題實質討論的空間。 […]

  4. 如果大學是「企業經營」,那麼大學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如果「誘因制度,招募人才、嚴格評審、彈性待遇」就可解決教學、研究的瓶頸,那也太小看了學術圈人際關係的運作、peer review group的存在。當「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越是如同唐吉軻德似的荒謬時,嚴格評審也就越成為剷除學術異己的合理手段。我們什麼時候看到掌控資源的學術大老如果教學、研究不佳時,也會面臨「去職降薪」的處境?還是請這些位居要津者徹底瞭解臺灣高等教育的實際狀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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