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向度的大學

今天中國時報刊出朱敬一老師的大作，對國內高等教育發展困境，提出深入的針貶建議。文中從港星兩地大學透過「誘因制度，招募人才、嚴格評審、彈性待遇」以提升研究水準的例子，反思國內高教界「薪資大致劃一、保險納入公保、授課時數僵硬、校長權力受限」的類公務員體系。他指出，台灣應從制度面徹底改變、提升彈性，方能讓「若干國立大學邁向世界一流」，並在知識經濟時代，幫助台灣「抓到經濟致勝的關鍵因素。」

對於以制度鬆綁追求效益與卓越的邏輯，我無異議。然而必須要指出的是，這些從「卓越、效益」概念出發的討論，背後反映的，其實只是一種對高等教育的「右派想像」。對之過度的追求，恐有壓縮大學在當代社會多元角色的風險。

此所謂的「右派想像」，泛指將大學視為「高等人才培育中心」、「科技產業創新引擎」，甚或是將大學「本身」視為一種「產業」等，種種服務於經濟發展的論述。從昔日的「高教興國」到近年來對「知識經濟」的討論，這些思維我們不但都不陌生，可能有許多人還習以為常到，以為這就是大學的主要目的。

然而襄嵌在現代社會，大學有另一個或可稱之為「左派想像」的面像。這種想像，可上溯於亞理士多德以「博雅教育」發展學生理性的想法。體現在近代思潮，則有德國現代大學之父紐曼 (Newman) 主張大學應以「非實用的、人文自由教育」培養「公共理性」，有哈伯瑪斯期待大學成為讓各種不同知識對話的「公共場域」，有倫敦教育學院教授巴瑞特 (R. Barrett) 期待大學捍衛社會上的「批判能量」。不管是協助公民精神的培育、催生進步觀念，或提供一個多元對話、凝聚共識的場域，大學在現代公民社會顯然都有不可或缺的角色。

誠然，左右這兩種想像不一定衝突。一所在研究產出與經濟面向上表現卓越的學府，卻實「有可能」（但不必然）能從而換得較多資源，以捍衛大學的其他角色，例如對人文社會的論辯空間。可是我們面對的危險在於，當學術主管當局未經廣泛討論與審慎配套，即透過一些急就章的措施追逐其中一端的想像，很容易在無意間，壓迫到大學的其他角色，對社會造成深遠的危害。

以近年饒受爭議的學術評鑑為例。在大學越亦需要對社會負責的當代，坦白說，要因管理主義的流弊而摒棄任何指標評鑑，殊不可行。然若評鑑指標之選擇，為求管理方便與形式公平而僅看重能「數字化」的成果，反落的像中學時代考試領導教學，對大學的獨立批判精神構成頗大的諷刺。

其中最甚者，莫過於才施行幾年卻對被廣為引用的「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評比」。這份評比單以一所美國商業公司所經營的期刊資料庫（所收錄者占全球期刊約僅一成）的出版量，和少數學術獎章的分佈，將全球各地大學多元而豐富的角色內涵，化約在一個數字化的單一向度。別說一所大學在教學、論辯、社會實踐上的表現被漠視，即使我們只看學術，多數以非英語書寫，或以書籍出版之著作，也一概不計在內。這份排行，製造出一份極為片面、扭曲的大學階級表，然卻引來諸多人不假反思的引用，甚而引為政策目標。

就以朱老師所引述的香港新加坡各大學為例。台灣論者總看著這類國際排行，認定新港高教水準高於台灣，卻鮮有人察覺，若是著眼於大學孕育的批判能量，大學教員面對民眾的對話密度，大學生產知識的民眾可近度（台灣社會人文學界有很好的中文書寫傳統），或學者其對政治社會議題的參與，台灣交出的成績，卻是香港新加坡兩地所遠遠不能及。

馬庫斯(H. Marcuse) 曾以「單向度的人」，批判先進工業社會創造出許多「假性需求」，將個人整合進一套生產消費體系，實質上壓迫人的自由。我們現在對於「世界一流大學」的渴望，是否也是一種假性需求？是否也再將台灣的大學編組進一套全球符號的生產消費體系，形成「單向度的大學」？是否也在最後，造成對學識思想自由的實質壓迫？我不反對大學行政制度鬆綁，但更擔憂欠缺反思的追求卓越效益，會悄悄壓縮大學的角色，壯大另一種精神的巨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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