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本土 vs 西方」的簡短反省

人的組織，總是會有相對被壓迫，相對被剝奪感 …. 主觀上感覺到被壓迫的，也就很容易想找一個概念，去框住、標記，他心目中的壓迫源。只是這些論述的框框，總是不見得貼切。中國近代史中的「西方列強」，台灣本土意識中的「中國政權」，本土化學者心目中的「西方理論霸權」，均在說出一些事實的同時，遮蔽了不少，框下去參差不齊的地方。

其實八十年代台灣社會科學本土運動中對抗的對象，回顧來看，與其說是「西方社會科學」，不如說是七、八十年代流行的「重視量化的、由理論模型去框現象的naïve empirical研究」。同樣的不滿在太平洋兩岸都發生。只是在彼岸是質化研究、建構論、解構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的興起。在台灣則依附在「東、西」這個大劃分下，以「研究本土化」的面貌被提出。

最近我越來越覺得，研究時，「西方典範」與「本土切合性」之間，並沒有那麼大的衝突。主要問題是，八十年代前年的研究方式，太具有「模式 > 現象」單向的詮釋霸權，所以自然做出很多有數字、有結果，卻沒有增進理解的研究。但相對於早年實證論者的失落，人類學或質化方法出身的學者，似乎比較不受困擾。因為在他們的訓練中，理論只是一種與現象對話的概念工具，是必須在與現象的對話中，被鍛造、延伸、修改調整，以貼合現象的。這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對自身架構、概念、取徑，持續的批判反思，而透過這種過程鍛造出來的書寫，就不再是純然的西方，也不是本土，而是其間對話妥協產生的紀錄。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正解不是放棄西方、埋首東方，也不是忽視差異，訴諸普世性，而是在東西之間、理論現象之間、差異性與普遍性之間，在不同的話語與想像之間，持續的反省對話。社會研究者就像搭橋的人，橋的跨度，橋體紮實與否，就是我們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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