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暖，台灣的參與疏離

有誰能告訴我，藍綠總統候選人所承諾的經建政策，對全球暖化的影響？有誰能估計，對於台灣未來平均溫度的上昇、極端氣候的增加、國土的淹沒，這些建設會有多少貢獻？有誰能幫我精算，如果未來幾年果真浮現一個全球碳排放量交易市場，這一筆筆眼前的投資，屆時到底是資產還是負債？

峇里峰會剛落幕，可是這一場攸關人類共同命運的對話，傳回喧囂於選舉的台灣，竟連一點回音都沒有。為什麼，整個島嶼，對於這個關係你我未來的議題，只有一種事不關己的漠然？又是「中共打壓、欠缺國際空間」？又是「台灣媒體政客短視近利，欠缺遠見」？都沒錯。不過在這些便宜的歸咎背後，卻有一項更深刻的結構問題，就是從京都協議到峇里峰會以降，這種國際協商平台對暖化議題的壟斷，與其在更大範圍中造就的「參與疏離」。

京都協議的議題壟斷

今年十月，倫敦政經學院教授普林斯 (Gwyn Prins) 與牛津大學學者雷納 (Steve Rayner) 在「自然」雜誌撰文，主張應當「拋開京都協議」。他們認為，京都協議不僅在過去數年實踐中，不能有效遏止溫室氣體排放，更糟的是，京都協議主宰了關於因應氣候變遷的種種公共論述，讓許多人將這種在國際舞台協商演出的總量管制，視為對抗全球暖化的尚方寶劍，反而阻礙了各國政府對尋找其他因應政策的投入。

回到生活的層次，這種認知，更讓回應全球暖化這件事，由多數人的生活實踐中抽離，變成一群科學專家、技術官僚、談判代表的責任。所以即使多數人都聽過溫室效應，或許也擔心氣候變遷，說到能做什麼，除了節約用電少開車，罕有人能更進一步地將這樣的關懷，轉譯成我們在生活中許許多多實踐可能需要的改變。彷彿只要找到乾淨的替代能源，彷彿只要各國代表喬出一個減量時程，問題就將迎刃而解。

溫室效應與生活實踐

可在事實上，氣候變遷不能化約成單純能源選擇的問題，也不僅是一齣國際政治的遙遠劇碼。溫室效應的根基，正是正過去一世紀以來，人們從對化石原料的揮霍中，逐漸習以為常的種種社會模式與生活實踐。像是習慣開車的自由，習慣大量跨國旅行，習慣用冷氣調節室溫，習慣明亮璀璨的照明與街景，習慣購買需要遠渡重洋的進口商品，習慣依賴出口貿易維持經濟。

少數習慣，或能透過新技術（例如LED等低耗電照明）或替代能源的研發而得以延續。但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卻必須對更多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與便利，做出妥協。特別是涉及長程運輸者（例如旅行、進出口貿易），我們或許得開始精算其溫室氣體排放成本，並從而改寫這些行為背後的價值倫理，甚至是相關的稅制法令。這些妥協所將帶來的衝擊、抗拒，與爭議，是現在就可以預見的。只是我們的政府、學界、與社會，有足夠的調適準備嗎？

台灣政界的僥倖心理

不可諱言，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對暖化議題的回應極其有限。首先在政界，似乎還瀰漫著一種「反正我們不是京都協議簽署國」的僥倖心理。即使「綠色矽島」等環保口號常掛在口邊，卻掩蓋不了能源結構中化石燃料比過高，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名列前茅的尷尬事實。

最讓人憂心的，是兩黨總統候選陣營目前所公布的白皮書中，將減碳列為訴求者，僅有馬陣營提出的「農地種樹」（可降低全國2% 排放量）與「北台捷運交通網」。其他一張張璀璨的經建支票（例如海空運中心），似乎都不曾評估其背後隱喻的環境成本。至於我們最迫切希望看到的，對能源結構與溫室氣體排量的整體規劃，更都付諸闕如。

氣候變遷社會研究的匱乏

與此對應的，是在學界相關研究的偏頗。學者們對溫室效應絕不陌生，然而即使到至今，相關的研究多只集中在大氣、地科、環工，能源等領域（以及少量經濟分析）。至於溫室效應所涉及的種種社會、文化、政治、法律、倫理等面向，則未見足夠的討論。最根本的是，我們極為欠缺一方面懂得估算掌握生態足跡、一方面能掌握社會分析的研究組合，能對於各種不同的人類活動型態，提供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參考數據。

嚴謹研究的匱乏，讓許多環保團體即使有心，卻難找到具體行動的著力點。許多關於溫室效應的公民對話，也容易流於浮泛的焦慮，難以深化為對集體行動的共識—— 更遑論在社會中，推動某些一致的標準。因此，我們在家懂得要隨手關燈，卻放任許多市街充斥巨大奪目的燈箱，還沾沾自喜當作是現代化的標記。我們有舉足輕重的太陽能產業，卻也沒能創造出適合的法規與經濟環境，將之普及。我們清楚國際海空運輸製造大量溫室氣體，卻沒仔細想過，如果有一天國際運輸成本暴增（空污稅調升），甚或國際協商決議減量，我們將如何決定航空運送能力使用的優先順序，我們又要如何調整現有的，高度依賴進出口的經濟模式。

每個人都必須妥協

誠然，在這台灣這種參與疏離的背後，除了前述由「京都-峇里」體制造就的議題壟斷，最根本的，還是全球暖化這個議題本身的複雜性，與其涉及眾多社群間的協商妥協，超過任何一個機構或個人能分析處理的範疇。不過問題的棘手不能是放棄面對的藉口，沒被國際平台納入更不能為自我縱容的理由，不管出於對於全球社群的責任，或是出於對台灣長期利益的考量，我們都必須比現況採取更積極的作為。

政府（與兩黨競選團隊）不只要「意識」到全球暖化問題的重要，還需對能源結構與排放減量提出整體對策，並對各項重大政見評估其對全球暖化的影響。學界則需鼓勵更多環境科學與社會研究人才的合作，以探索溫室效應其成因、影響，與可能方案中牽涉的諸多社會面向，特別是累積關於台灣在地的分析。民間則需有更多的公眾對話討論，讓大家溝通各種不同的未來想像。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做出妥協，」峇里峰會主席印尼環保部長在十五號閉幕當天說道。我相信他指的不只是當時在會場的各國代表，而真是指每個人，包括在台灣的我們。

[本文經刪節刊於2007.12.21中國時報論壇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112007122100138,00.html ]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