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作者:Albert Tzeng | 2007/12/19

全球抗暖,台灣的參與疏離

有誰能告訴我,藍綠總統候選人所承諾的經建政策,對全球暖化的影響?有誰能估計,對於台灣未來平均溫度的上昇、極端氣候的增加、國土的淹沒,這些建設會有多少貢獻?有誰能幫我精算,如果未來幾年果真浮現一個全球碳排放量交易市場,這一筆筆眼前的投資,屆時到底是資產還是負債?

峇里峰會剛落幕,可是這一場攸關人類共同命運的對話,傳回喧囂於選舉的台灣,竟連一點回音都沒有。為什麼,整個島嶼,對於這個關係你我未來的議題,只有一種事不關己的漠然?又是「中共打壓、欠缺國際空間」?又是「台灣媒體政客短視近利,欠缺遠見」?都沒錯。不過在這些便宜的歸咎背後,卻有一項更深刻的結構問題,就是從京都協議到峇里峰會以降,這種國際協商平台對暖化議題的壟斷,與其在更大範圍中造就的「參與疏離」。

京都協議的議題壟斷

今年十月,倫敦政經學院教授普林斯 (Gwyn Prins) 與牛津大學學者雷納 (Steve Rayner) 在「自然」雜誌撰文,主張應當「拋開京都協議」。他們認為,京都協議不僅在過去數年實踐中,不能有效遏止溫室氣體排放,更糟的是,京都協議主宰了關於因應氣候變遷的種種公共論述,讓許多人將這種在國際舞台協商演出的總量管制,視為對抗全球暖化的尚方寶劍,反而阻礙了各國政府對尋找其他因應政策的投入。

回到生活的層次,這種認知,更讓回應全球暖化這件事,由多數人的生活實踐中抽離,變成一群科學專家、技術官僚、談判代表的責任。所以即使多數人都聽過溫室效應,或許也擔心氣候變遷,說到能做什麼,除了節約用電少開車,罕有人能更進一步地將這樣的關懷,轉譯成我們在生活中許許多多實踐可能需要的改變。彷彿只要找到乾淨的替代能源,彷彿只要各國代表喬出一個減量時程,問題就將迎刃而解。

溫室效應與生活實踐

可在事實上,氣候變遷不能化約成單純能源選擇的問題,也不僅是一齣國際政治的遙遠劇碼。溫室效應的根基,正是正過去一世紀以來,人們從對化石原料的揮霍中,逐漸習以為常的種種社會模式與生活實踐。像是習慣開車的自由,習慣大量跨國旅行,習慣用冷氣調節室溫,習慣明亮璀璨的照明與街景,習慣購買需要遠渡重洋的進口商品,習慣依賴出口貿易維持經濟。

少數習慣,或能透過新技術(例如LED等低耗電照明)或替代能源的研發而得以延續。但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卻必須對更多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與便利,做出妥協。特別是涉及長程運輸者(例如旅行、進出口貿易),我們或許得開始精算其溫室氣體排放成本,並從而改寫這些行為背後的價值倫理,甚至是相關的稅制法令。這些妥協所將帶來的衝擊、抗拒,與爭議,是現在就可以預見的。只是我們的政府、學界、與社會,有足夠的調適準備嗎?

台灣政界的僥倖心理

不可諱言,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對暖化議題的回應極其有限。首先在政界,似乎還瀰漫著一種「反正我們不是京都協議簽署國」的僥倖心理。即使「綠色矽島」等環保口號常掛在口邊,卻掩蓋不了能源結構中化石燃料比過高,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名列前茅的尷尬事實。

最讓人憂心的,是兩黨總統候選陣營目前所公布的白皮書中,將減碳列為訴求者,僅有馬陣營提出的「農地種樹」(可降低全國2% 排放量)與「北台捷運交通網」。其他一張張璀璨的經建支票(例如海空運中心),似乎都不曾評估其背後隱喻的環境成本。至於我們最迫切希望看到的,對能源結構與溫室氣體排量的整體規劃,更都付諸闕如。

氣候變遷社會研究的匱乏

與此對應的,是在學界相關研究的偏頗。學者們對溫室效應絕不陌生,然而即使到至今,相關的研究多只集中在大氣、地科、環工,能源等領域(以及少量經濟分析)。至於溫室效應所涉及的種種社會、文化、政治、法律、倫理等面向,則未見足夠的討論。最根本的是,我們極為欠缺一方面懂得估算掌握生態足跡、一方面能掌握社會分析的研究組合,能對於各種不同的人類活動型態,提供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參考數據。

嚴謹研究的匱乏,讓許多環保團體即使有心,卻難找到具體行動的著力點。許多關於溫室效應的公民對話,也容易流於浮泛的焦慮,難以深化為對集體行動的共識—— 更遑論在社會中,推動某些一致的標準。因此,我們在家懂得要隨手關燈,卻放任許多市街充斥巨大奪目的燈箱,還沾沾自喜當作是現代化的標記。我們有舉足輕重的太陽能產業,卻也沒能創造出適合的法規與經濟環境,將之普及。我們清楚國際海空運輸製造大量溫室氣體,卻沒仔細想過,如果有一天國際運輸成本暴增(空污稅調升),甚或國際協商決議減量,我們將如何決定航空運送能力使用的優先順序,我們又要如何調整現有的,高度依賴進出口的經濟模式。

每個人都必須妥協

誠然,在這台灣這種參與疏離的背後,除了前述由「京都-峇里」體制造就的議題壟斷,最根本的,還是全球暖化這個議題本身的複雜性,與其涉及眾多社群間的協商妥協,超過任何一個機構或個人能分析處理的範疇。不過問題的棘手不能是放棄面對的藉口,沒被國際平台納入更不能為自我縱容的理由,不管出於對於全球社群的責任,或是出於對台灣長期利益的考量,我們都必須比現況採取更積極的作為。

政府(與兩黨競選團隊)不只要「意識」到全球暖化問題的重要,還需對能源結構與排放減量提出整體對策,並對各項重大政見評估其對全球暖化的影響。學界則需鼓勵更多環境科學與社會研究人才的合作,以探索溫室效應其成因、影響,與可能方案中牽涉的諸多社會面向,特別是累積關於台灣在地的分析。民間則需有更多的公眾對話討論,讓大家溝通各種不同的未來想像。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做出妥協,」峇里峰會主席印尼環保部長在十五號閉幕當天說道。我相信他指的不只是當時在會場的各國代表,而真是指每個人,包括在台灣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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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s

  1. hi 我是amy,你好吗?明天要启程了,一切顺利?
    这几天在读你的书,总是边读边觉得鼻子酸酸的,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开始思考,却先莫名地感动…

  2. 其實暖化問題我覺得已經太晚了
    不知道是太悲觀還是怎樣
    政治真的有比地球重要嗎?
    在此生活的每ㄧ份子都應該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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