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的異化與追問

日前聯合報刊出姜新立教授的「量化魔咒與國際背道而馳」(2006.11.27) 一文，將學術「量化管理」的爭議與社會科學「量化研究」的議題混為一談。該文並以美國學界走向後實證研究趨勢，做為批判台灣學術界量化管理的基礎。這樣的論證，不僅模糊了問題焦點，更危險地掉入學術量化管理爭議背後的更大陷阱－－也就是凡事以西方馬首是瞻的邏輯。這兩點，都有必較釐清。

我們先要釐清，學術思潮與學術管理之間的落差。

過去二十多年間，誠如姜教授所言，昔日主宰西方學界的實證主義與量化研究，的確遭遇一波波批判，一步步地讓出一些空間給研究法上的質化論述，與認識論上的詮釋主義（石之瑜教授正是箇中好手）。然而，如果我們單純地將「學術評鑑」視為一種社會研究法的實踐，以為西方的學術評鑑也反映著這種「後實證」趨勢，卻是大錯特錯。

相反的，九十年代以降的西方高等教育體系，正因後冷戰時期政府補助的大幅減少，多在教育與研究上都發生急遽商業化的現象（例如學術研究創投基金的設置，招生的市場化）。因應著這種變遷，學術行政也掀起了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的浪潮：學校與研究基金的管理者不再單純地信任學者，而是汲汲營營地套用各種企業管理作法（特別是數字管理）以期待更高的「產出」。學者也不再是悠遊於知識的當代智者，轉而成為學術產業體系下被數字制約，得繁忙於教學行政、還要努力生產文章的知識勞工。

過去幾年，這種趨勢又因幾種所謂「世界大學評比」的出現進一步加劇。其實以大學角色與價值的多樣性，任何試圖將其化約到單一指標的評比，都涉及嚴重的扭曲。然而這種簡化工具的出現，卻有驚人的力量，特別是對捧著學費的國際留學生，對掌管經費分配的政策決策者，沒有多少人會去追究各種評鑑方法背後的問題與偏見，卻會照著評鑑上的排名順序，分配手中的資源，乃至重製，甚至強化排名表上的分配不均。面對這種力量，批判的聲音總湮沒在喧囂中，所以我們只見政府趕緊砸下五年五百億，各大學校長也只能卑微地想盡辦法打這場卡位戰。

在這樣的脈絡下，台灣的發展其實並未跟國際背道而馳，反而是這股全球洪流中的一部分。只是台灣衝進這股洪流的姿態，會這麼倉皇，背後更深遠的社會心理因素，卻恰好是姜教授一文立論的基礎－－那種屬於後殖民的、渴望加入第一世界、不願自外於所謂國際潮流的自卑與焦慮。 整個台灣學術界的發展，正是這種社會心理結構的展現。我們的理論、議題、學制，乃至學科分際，無不拷貝自「想像中的」西方先進世界，而更特別反映著冷戰期間與美國緊密的裙帶關係。不知不覺中，有太多人習慣拿美國的作法與標準，作為衡量一切事務的參照系。所以國科會要求學者投稿所謂的國際（九成是美國）期刊，採用美商建立的SCI、SSCI資料庫作為學術品質指標，而許多批評者，也慣於訴諸於他們看到的美國另一面。在這種仰望美國學界的過程中，我們彷彿失去自身的學術判準。

這裡，正是石之瑜教授拒領終身特聘的話語。面對鋪天蓋地而來學界現實變遷，石教授用這個動作，提醒大家在出版之外，這世上還有所謂的「學術理想與良心」（雖然報導未提及他對這個理想的界說）。只是吊詭的是，石教授的拒領能能被社會聽見，卻是因為他有等身著作，因為他是當前體系中屬一屬二的學術多產模範生。在他的身影背後，在學術界無數的暗角中，又有多少無奈的暗啞（即使他們說了很多）靈魂。

石教授的拒領，提醒我們去反省制度變遷、反省背後的社會心理建構。在更大的格局中，他的拒領事件，也代表著全球對學術工作異化（alienation）反省的一環。我們最終得要追問：當代學者的角色為何？人類社會需要怎樣的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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