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台灣研究，與西方的學術凝視

一個老友跟我談到歐洲這由外交部灑錢所做的的台灣研究，「講白了，這些歐洲佬會研究台灣，就是為了拿經費。這種研究，虛應故事，無法令人尊敬。」朋友煞有其事地主張，應該要如何從台灣現象中切出特有的角度，與西方理論對話，才能真正引起世界關注。

老友對現況的觀察，我舉雙手背書。但隨後的主張，卻讓我遲疑。

遲疑的原因有二。首先是，我認為他錯以為 academic attention 的背後真是 「知性好奇」，而忽略了歷史上，學術的關注，總反映著國家 (研究金主) 在特定時空中的利益。說穿了，過去西方學者研究台灣，反映的是冷戰前線掌握的需求，是對所謂經濟奇蹟的關注，也是作為研究中國社會的替代品。現在，冷戰已熄、經濟奇蹟已成往事，西方大國的現世利益在中國市場，西方大國的研究資源也就在中國議題。台灣想湊熱鬧，除了灑錢，還真難以引起注意。

第二，是我已經受夠了，台灣那種擔心被遺忘的自卑，與渴望 「世界都在看」的虛幻自尊。為什麼，我們得活的這麼卑微，非要從別人的注視中才能有片刻的安全感。為什麼，我們不能認知到，世上的人們，總是只關注自己 (以及與自己切身利益有關的議題) 的事實；為什麼我們不能輕輕鬆鬆自自在在地接受，有許多知識，即使只對在地人有意義，仍有不能抹滅的意義。

話雖如此，但我飛越一萬公里來英國念博士，卻正是這種社會認知結構下的妥協。在海外拿的博士市場價值較高，依據的想像，一是「西方嚴謹學術」，二是你 「讓台灣被世人看見。」所以我們勾勒主題，訂題目，便總需在兩群讀者的需求中拉扯、妥協。總希望能做出對台灣社會有意義的研究，又能同時讓西方讀者感到興趣。

我的題目，Negotiating Western Sociology in East Asia and Challenges of Academic Globalisation，選用 “東亞" 來框住實際上打算研究的台港新三地，正是要符合歐洲對世界的認知架構。(東亞，不管是日本再戰前提倡的共榮圈，或是歐洲用以取代遠東的標籤，對於真正居住於這塊區域的人們，一直是一個外加的地理概念，反映著強權的視角)。我的企圖，也正是要從對 “東亞" 這個地理標籤的反省，突出東亞學者穿梭於東西方學界中扮演知識幫辦的尷尬角色，與背後，總是以西方學術界的凝視為核心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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