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公民身分的尷尬

日前吳小莉等台籍人士出任廣東政協委員，引發違法爭議。這起事件，反映出源於十九世紀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治理結構 (與法體系)，在面對全球化年代跨境活動的窘迫，也突顯出從屬於這些國家單位的公民身分，在因應許多現代人的跨越國境的生涯時，浮現出的不足。

公民身分，代表著一組人民與國家之間的權利與義務，也構成當代政治運作的基礎。然而在一個人口跨境流動逐漸增加的年代，這一組個人與特定國家間的權責關係，卻受到空間延展上的拉扯。全球有許多人旅居國外，當她們遠離母國懷抱，公民權利的行使總會被七折八扣。因應於此，世界各國多透過外交管道與國際協定，將對公民的保障盡可能延伸到境外。甚或代表該國人民，遊說當地政府，一如美國在台協會多年來的表現。

然而即便如此，這種來自故鄉政府的延伸服務，僅能提供最低限的保障，因而放眼世界，旅外人士靠實力打入當地政商社會脈絡，甚至透過各種管道參與政治，均非罕見。過去對於這些在海外闖出名號的人，我們以前叫「中國人的驕傲」，現在叫「台灣之光」，多被認為國民外交的重要資產。就算當中許多人都已加入當地國籍，甚至國語都說不清，也不改我們從寬認定的沾光心態。

對比於此，前往中國大陸的台籍人士的處境顯然十分特殊。

在中國境內，台灣政府沒有能回應國民的駐外單位，沒有緊急救難的援助機制、更無影響中國政府政策的外交管道。那在大陸經商發展的台籍人士，面對台灣政府的鞭長莫及，當然更需建立在地的政商絡。其中佼佼者，若獲頒重要頭銜，那更等同一筆可觀的社會政治資本（政協委員頭銜，至少能嚇阻各單位巧立名目的尋租行為）。只能說台商西進二十年，走到這一步，本是必然。

只是對比於在美日闖出名號的國人，這些同樣在異地奮鬥的台灣人，卻有截然不同的處境。在中國大陸上把生意做大，叫掏空台灣，在對岸取得高位，有忠誠疑慮。反省這些論述，不難察覺背後那種由歷史繼受的，致力劃清楚河漢界的對立心態。只是這一劃，劃出去的到底是不愛台灣的叛徒，還是能在對岸替台灣說幾句話，能與中國政府和解交好的資源人脈？這種切割，到底是把中國的惡勢力切離台灣，還是把把台灣自己從崛起的大東亞經濟體中切出來？

吳小莉等台人出任政協委員一事，標記著一種歷史轉折，並對台灣法體系提出嚴峻的質問。歷史潮流浩浩蕩蕩，人口流動勢不可止，此時與其強調該些人士行為的違法，更應回頭省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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