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作者:Albert Tzeng | 2007/01/17

引用指標背後的多數暴力

(中央社記者劉嘉韻台北十四日電)過去十年間,台灣發表的研究論文數量在全球排名第十八名,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五,不過,台灣研究論文的被引用次數,卻為亞太地區第二名,僅次於日本;主辦卓越研究獎的湯姆森集團指出,數據反映出台灣地區的學術研究成果,已逐漸佔有國際領先地位… (Yam新聞)

讀到上述彷彿「激勵人心」的報導,我卻無法雀躍。台灣這幾年用Thompson 集團的引用資料庫來衡量學術表現,雖然逼出上述的亮麗成績,卻也在同時引發學術界許多扭曲的現象,特別是在社會人文領域。

1. 各國政府 (特別在亞洲地區) 為了在學術全球化的競爭中,拉抬自己的ranking,大張旗鼓地用各種政策,鼓勵學者向Thompson 有收錄的期刊發表 (多數是美國期刊)。結果卻是逼著許多社會人文學者得迎合美國的學術議程、臣服西方學術霸權,造成許多領域的再殖民化現象。

2. 由於Thompson只收期刊,書籍的引用不容易反應在成績上,所以對於引用指標的迷信,也促使某些地區學術工作對於專書或其他社會參與的排擠。

3. 更而甚之,對於每個學術入行者,如何透過同儕間相互引用拉抬,如何多引用老師同門增加家族影響力,甚或投稿期刊時得多引用該期刊過去文章 (若登出能增加該期刊被引用次數的ranking),早不是秘密。

結果呢,引用頻率做為研究品質的指標,往往在相當程度上,反映的是既有學術生態社會連結的規模與學術群體間的權力關係 (簡稱多數暴力),。

例如英國社會學刊 (BJS),對比於美國社會學刊 (AJS),為什麼引用頻率差一大截?
在錯綜複雜的成因中,我們不能忽視兩個最簡單的事實,(1) 美國社會學群的體量大很多,讀AJS的學者就是人數多,(2) Thompson的資料庫只會反映該資料庫中其他期刊 (再次強調,多數為美國期刊) 的引用,也就是BJS如果被其他英國期刊、加拿大期刊、澳洲期刊引用,只要該些期刊沒有列入SSCI資料庫,對不起,不算。

資料庫本身無罪,但可議的是,在資訊簡化與傳播的過程中,有多少關於資料本質的特性被人遺忘。我們什麼時候才會學會,不要老是去玩這種別人制定規則的遊戲。就算短時間有亮麗成績,又有多少人深思過,背後的成本?

上文貼在 HelloUK ,收到質疑:

但是, 為什麼自己文章會沒有人cite?
有很多理由自己無力控制, 但也有很多理由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我是覺得啊… 與其歸咎於美帝霸權, 對自己較有建設性的做法是自省:
為何同行不認為自己的文章有被引用的價值? 是世界的學術社群對自己不公平?
是同行有眼無珠? (所以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還是, 也許… 自己的論文真的不怎麼樣?

Albert 回應

當有法國德國義大利學者, 抱怨用SCI/SSCI的citations衡量他們的學術表現, 對他們不公平,
我會覺得心有戚戚焉. (啊… 要是我可以用中文寫論文. 我也不用光是literature review就要重寫八次… )  但是, 當以英文為母語的英國學者做這種抱怨時, 我都會忍不住偷想: 嗯……

我完全同意,不去抱怨,反求諸己,是每個個人最理性的選擇。只是我也必須指出,許多結構上的不公與宰制,正是以每個個體的理性決定為基礎 (J. Elster, 1986 Rational Choice)。前文我只想指出,存在於Thompson資料庫中的結構偏頗。

首先,就以我熟悉的SSCI料庫為例,一千七百多筆收錄期刊中,美國期刊就佔了一千多,比重達近六成。如果我們看由引用指標所計算出的影響因子總和,美國期刊的比重會更高。

這有什麼意義呢?簡單說,你如果研究加州的移民問題,只要研究達到一定標準,登上美國的移民期刊沒問題。如果你研究台灣的移民問題,除非能對西方理論有重要挑戰,或帶來耳目一新的發現,否則同樣水準的研究,在該些期刊刊出的機會遠低於美國本土的研究。

假若你幸運,成功達陣刊出,美國學界關心加州移民的或許有一百個學者,關心台灣移民的卻可能不到十個。當這些學者各自在研究出版時,你的論文,跟一篇談論美國加州移民的論文,即使研究的水準接近,被引用的頻率會相同嗎?

反過來看,這篇關於台灣的移民研究,在亞洲地區有很多人關心。他們或許在台灣期刊,或許在香港大陸期刊,大量引用該研究。問題是,這些期刊沒有被收入Thompson的資料庫,這些數字就不會反映在SSCI的引用次數中。

Kaiyu 說的沒錯,相對於台灣、法國、德國學者而言,英國人在Thompson的資料庫中已經算是相對佔優勢,所以SSCI中緊追美國後面的正是英國。不過,即使是有同語文優勢的英國,還是有其不利的地方:

1. 英國人文社會治學傳統極重視出版專書,社會學上最有影響力的作者也都以專書聞名,但這方面的成就,卻不會反映在期刊資料庫的引用指標中。

2. 英國還有為數眾多的期刊,受其讀者群較小的限制、或與Thompson既有資料庫的關連度低,而未能收入其中。對慣常在這些期刊發表的學者,或其作品經常在該些期刊被引用的作者而言,其學術成就也無法反映在SCI/SSCI的各種指標中。

3. 前述台灣/加州的對比也反映在英國/美國之間。ㄧ個英國的個案研究,比起同樣品質的美國個案研究,不但較不容易登上SSCI期刊 (他們會登在英國本土期刊),就算登出,被關心美國的學者群引用的機率也相對較低。你只要拿一本在美國出版的社會學教科書,跟在英國出版的教科書,算一算當中引用實証研究的生產國,就會很清楚。

英國當局當然知道這點,所以他們採取的RAE就不大鳥Thompson這一套記量指標,而是採用選出代表作品供同儕評比的方式。不過即使如此,RAE的運作還是充滿許多爭議,承擔許多壓力。我真正想說的只是,當我們每個個人在汲汲營營追求發表時,有時還是得停下腳步思索,追尋Thompson的引用指標,是不是把我們拉離了最初投身學術的理想?

至少以我而言,我仍然希望學術工作能用我們的方式,用我們的國語,談我們社會關注的問題,而不是讓一群在加州紐約波士頓的西方人,決定誰的研究夠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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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1. 你的space好学术啊,呵呵!
    看到你的留言了,车撞了没关系,人没事就好!

  2.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學者因該跟 產業 政府 文化 社會 結合在一起人世間的東西 總是繞著真理打轉 並不是完全的真理 所以信你的人多 你就有名 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人想要讓自己的理念傳發出去 那就得入世, 入世就自然有其遊戲規則想當年 所有的智士能臣也都是得投靠有勢力的人 才能夠大展長才如今在資本企業的年代 跨國大企業變成了新的勢力 他們肯定會需要人才有了patron 有了實際經驗 論文引用也就慢慢變成次等的問題了

  3. Carlton
    我同意,學術工作,需要在面對社會上的"潛在使用者"時,採取更積極的態度,負起更多責任。
    不過現代大學的理念,原本就在於,打造一個免於"private reason"侵蝕的,維護"public reason"的體制 (Kant)。
    這樣的重概念,必然涉及,對於大學角色的重新界定。
     
    Delanty 在Challenging Knowledge 與 Steve Fuller 在Knowledge Management Foundation中,都不約而同構築一種,
    嘗試在學術體制中建立民主機制的構想。不過怎麼看,都很難。
     
    你用"入世"的方式,讓人想起印順導師的教誨。

  4. […] 注意力匱乏vs符號資本 不做研究,沒有辦法把書教好?- 與毓澤切磋 引用指標背後的多數暴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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