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作者:Albert Tzeng | 2007/01/17

引用指標背後的多數暴力

(中央社記者劉嘉韻台北十四日電)過去十年間,台灣發表的研究論文數量在全球排名第十八名,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五,不過,台灣研究論文的被引用次數,卻為亞太地區第二名,僅次於日本;主辦卓越研究獎的湯姆森集團指出,數據反映出台灣地區的學術研究成果,已逐漸佔有國際領先地位… (Yam新聞)

讀到上述彷彿「激勵人心」的報導,我卻無法雀躍。台灣這幾年用Thompson 集團的引用資料庫來衡量學術表現,雖然逼出上述的亮麗成績,卻也在同時引發學術界許多扭曲的現象,特別是在社會人文領域。

1. 各國政府 (特別在亞洲地區) 為了在學術全球化的競爭中,拉抬自己的ranking,大張旗鼓地用各種政策,鼓勵學者向Thompson 有收錄的期刊發表 (多數是美國期刊)。結果卻是逼著許多社會人文學者得迎合美國的學術議程、臣服西方學術霸權,造成許多領域的再殖民化現象。

2. 由於Thompson只收期刊,書籍的引用不容易反應在成績上,所以對於引用指標的迷信,也促使某些地區學術工作對於專書或其他社會參與的排擠。

3. 更而甚之,對於每個學術入行者,如何透過同儕間相互引用拉抬,如何多引用老師同門增加家族影響力,甚或投稿期刊時得多引用該期刊過去文章 (若登出能增加該期刊被引用次數的ranking),早不是秘密。

結果呢,引用頻率做為研究品質的指標,往往在相當程度上,反映的是既有學術生態社會連結的規模與學術群體間的權力關係 (簡稱多數暴力),。

例如英國社會學刊 (BJS),對比於美國社會學刊 (AJS),為什麼引用頻率差一大截?
在錯綜複雜的成因中,我們不能忽視兩個最簡單的事實,(1) 美國社會學群的體量大很多,讀AJS的學者就是人數多,(2) Thompson的資料庫只會反映該資料庫中其他期刊 (再次強調,多數為美國期刊) 的引用,也就是BJS如果被其他英國期刊、加拿大期刊、澳洲期刊引用,只要該些期刊沒有列入SSCI資料庫,對不起,不算。

資料庫本身無罪,但可議的是,在資訊簡化與傳播的過程中,有多少關於資料本質的特性被人遺忘。我們什麼時候才會學會,不要老是去玩這種別人制定規則的遊戲。就算短時間有亮麗成績,又有多少人深思過,背後的成本?

上文貼在 HelloUK ,收到質疑:

但是, 為什麼自己文章會沒有人cite?
有很多理由自己無力控制, 但也有很多理由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我是覺得啊… 與其歸咎於美帝霸權, 對自己較有建設性的做法是自省:
為何同行不認為自己的文章有被引用的價值? 是世界的學術社群對自己不公平?
是同行有眼無珠? (所以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還是, 也許… 自己的論文真的不怎麼樣?

Albert 回應

當有法國德國義大利學者, 抱怨用SCI/SSCI的citations衡量他們的學術表現, 對他們不公平,
我會覺得心有戚戚焉. (啊… 要是我可以用中文寫論文. 我也不用光是literature review就要重寫八次… )  但是, 當以英文為母語的英國學者做這種抱怨時, 我都會忍不住偷想: 嗯……

我完全同意,不去抱怨,反求諸己,是每個個人最理性的選擇。只是我也必須指出,許多結構上的不公與宰制,正是以每個個體的理性決定為基礎 (J. Elster, 1986 Rational Choice)。前文我只想指出,存在於Thompson資料庫中的結構偏頗。

首先,就以我熟悉的SSCI料庫為例,一千七百多筆收錄期刊中,美國期刊就佔了一千多,比重達近六成。如果我們看由引用指標所計算出的影響因子總和,美國期刊的比重會更高。

這有什麼意義呢?簡單說,你如果研究加州的移民問題,只要研究達到一定標準,登上美國的移民期刊沒問題。如果你研究台灣的移民問題,除非能對西方理論有重要挑戰,或帶來耳目一新的發現,否則同樣水準的研究,在該些期刊刊出的機會遠低於美國本土的研究。

假若你幸運,成功達陣刊出,美國學界關心加州移民的或許有一百個學者,關心台灣移民的卻可能不到十個。當這些學者各自在研究出版時,你的論文,跟一篇談論美國加州移民的論文,即使研究的水準接近,被引用的頻率會相同嗎?

反過來看,這篇關於台灣的移民研究,在亞洲地區有很多人關心。他們或許在台灣期刊,或許在香港大陸期刊,大量引用該研究。問題是,這些期刊沒有被收入Thompson的資料庫,這些數字就不會反映在SSCI的引用次數中。

Kaiyu 說的沒錯,相對於台灣、法國、德國學者而言,英國人在Thompson的資料庫中已經算是相對佔優勢,所以SSCI中緊追美國後面的正是英國。不過,即使是有同語文優勢的英國,還是有其不利的地方:

1. 英國人文社會治學傳統極重視出版專書,社會學上最有影響力的作者也都以專書聞名,但這方面的成就,卻不會反映在期刊資料庫的引用指標中。

2. 英國還有為數眾多的期刊,受其讀者群較小的限制、或與Thompson既有資料庫的關連度低,而未能收入其中。對慣常在這些期刊發表的學者,或其作品經常在該些期刊被引用的作者而言,其學術成就也無法反映在SCI/SSCI的各種指標中。

3. 前述台灣/加州的對比也反映在英國/美國之間。ㄧ個英國的個案研究,比起同樣品質的美國個案研究,不但較不容易登上SSCI期刊 (他們會登在英國本土期刊),就算登出,被關心美國的學者群引用的機率也相對較低。你只要拿一本在美國出版的社會學教科書,跟在英國出版的教科書,算一算當中引用實証研究的生產國,就會很清楚。

英國當局當然知道這點,所以他們採取的RAE就不大鳥Thompson這一套記量指標,而是採用選出代表作品供同儕評比的方式。不過即使如此,RAE的運作還是充滿許多爭議,承擔許多壓力。我真正想說的只是,當我們每個個人在汲汲營營追求發表時,有時還是得停下腳步思索,追尋Thompson的引用指標,是不是把我們拉離了最初投身學術的理想?

至少以我而言,我仍然希望學術工作能用我們的方式,用我們的國語,談我們社會關注的問題,而不是讓一群在加州紐約波士頓的西方人,決定誰的研究夠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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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s

  1. 你的space好学术啊,呵呵!
    看到你的留言了,车撞了没关系,人没事就好!

  2.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學者因該跟 產業 政府 文化 社會 結合在一起人世間的東西 總是繞著真理打轉 並不是完全的真理 所以信你的人多 你就有名 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人想要讓自己的理念傳發出去 那就得入世, 入世就自然有其遊戲規則想當年 所有的智士能臣也都是得投靠有勢力的人 才能夠大展長才如今在資本企業的年代 跨國大企業變成了新的勢力 他們肯定會需要人才有了patron 有了實際經驗 論文引用也就慢慢變成次等的問題了

  3. Carlton
    我同意,學術工作,需要在面對社會上的"潛在使用者"時,採取更積極的態度,負起更多責任。
    不過現代大學的理念,原本就在於,打造一個免於"private reason"侵蝕的,維護"public reason"的體制 (Kant)。
    這樣的重概念,必然涉及,對於大學角色的重新界定。
     
    Delanty 在Challenging Knowledge 與 Steve Fuller 在Knowledge Management Foundation中,都不約而同構築一種,
    嘗試在學術體制中建立民主機制的構想。不過怎麼看,都很難。
     
    你用"入世"的方式,讓人想起印順導師的教誨。

  4. […] 注意力匱乏vs符號資本 不做研究,沒有辦法把書教好?- 與毓澤切磋 引用指標背後的多數暴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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